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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从70年代末期就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到了90年代仍未彻底完成；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所拉大；金融体系仍比较脆弱；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境况堪忧；对外贸易的巨额盈余与外汇的大量积累造成巨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等等。但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90年代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0.1%，比改革初期12年间还高出了1.1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维持了15.2%的年均增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尤其城市生活水平提高更快。90年代之前，北京、上海新建筑很少，可在这10年中北京已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浦东的变化令外国人目瞪口呆。中国经济发展也为国际经济做了很大贡献，1997年至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人民币没有贬值，对东南亚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增长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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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在80年代已经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一致不看好中国。参与了苏联、东欧改革的许多哈佛大学、MIT的经济学家堪称是大师级的人物，许多前沿理论都是他们研究、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为什么无法预测、解释推行“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困境，又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我认为除了这些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和经济系统转型的实质问题的认识不够外，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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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二、自生能力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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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经济学的暗含前提和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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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陷。现在发达经济国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是非常合适的，但用来解释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却未必合适。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即在各种的可能的选择中，一个决策者永远会做最符合他的目标的选择，这个假设是大家熟悉的。但是，还有一个假设暗含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我称之为“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对于“自生能力”（viability），我在第五讲给出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的问题来自于公司治理、激励机制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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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生能力的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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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发展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要解释的是发达经济国家的现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是不会给予企业补贴和保护的。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预期它不能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和信念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垮台。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既然如此，发达国家主流的经济学用它作为暗含前提来构建理论模型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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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一再讨论，事实上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亦即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所采用的技术和所在的产业特性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企业即使有很好的管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也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它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保护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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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决定于其产业、产品、技术选择，说明这个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的农业。日本的农业以小农为主，农场主既是所有者也是经营者，所以不存在产权的问题，也不存在任何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所导致的公司治理问题。但是日本是一个土地极端稀缺的国家，在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粮食）上不具有比较优势；日本又是一个劳动力价格极端昂贵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如蔬菜、水果）上，也不具有比较优势。日本农业的精耕细作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但是，日本农场的生存有赖于日本政府的高额财政补贴和关税保护，如果日本政府开放农产品的自由进口，日本绝大多数的农场都要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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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是由于土地面积狭小所形成的，目前劳动力价格昂贵又成为新的制约因素（图为日本明仁天皇在居所内收获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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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国家的许多国有企业也和日本的农场一样存在着自生能力的问题。因为在转型经济中的许多国有企业是政府为了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而违反其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尤其重工业中的大型的国有企业更是这样。转型国家，如俄罗斯、中国等，在还没有实行计划经济之前原本是资金稀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在一个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项目必须克服许多困难。这些国家一般因为经济剩余少而导致资金短缺，因为出口少而导致外汇短缺，又因为剩余分散而导致资金动员困难。这些困难与重工业项目大、建设周期长、关键设备和技术需要大量进口，以及一次性投资特别大的特点刚好形成了矛盾。因此，政府为了使周期长的项目能够被建立起来，只好把利率压低；为了让这些项目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进口机器设备，只好扭曲汇率，人为抬高本币价值；为了集中剩余，只好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以作为下一个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而要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就要压低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种投入的价格，并且要给这些企业在产品市场的垄断权。这些价格信号的扭曲必然造成资金、外汇、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供不应求。为了保证稀缺的资源能够被配置在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项目上，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并且用行政的方式按照计划配置资金、外汇、原材料等，从而形成了传统的计划配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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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格扭曲并且用计划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系中，如果企业是私人拥有，那么国家就无法保证以价格扭曲集中起来的剩余会按照国家的计划再继续投资到重工业项目中去。因此，国有化成为政府直接掌握这些剩余支配权的一个制度安排。在上述的计划体制中，一个企业所在的是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最终产品部门，其产品市场是垄断的，价格会很高，而且可以享受各种廉价的投入，必然有很高的盈利；反之，如果其所在的是生活必需品或重工业投入品的部门，其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很可能经营再好也有亏损。因此，一个企业盈利或亏损，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经营的好坏，而取决于这个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处于什么地位。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而且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政府不知道一个盈利企业该有的正常盈利水平、也不知道一个亏损企业该有的亏损水平。如果给企业自主权，企业经营人员容易产生多吃、多拿、多占的道德风险。为了防止利用价格扭曲创造出来的剩余被企业侵占，就剥夺了传统计划体制里国有企业“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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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传统的经济体制中全面扭曲资金、外汇、原材料、工资、物价等各种价格信号，以计划取代市场配置、剥夺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各项制度安排，内生于发展战略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现实。这种安排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讲是在限制条件之下的“次优”选择。通过它可以把分散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剩余最大程度地集中起来，投资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项目里去。所以，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经济，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建成完整的重工业体系，试爆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上天。但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低，而且，企业因为没有自主权，干得好的企业和干得坏的企业以及干得好的工人和干得坏的工人待遇一样，导致积极性差，整个经济的效率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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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中，大量的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并为了扶持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由此而内生出一系列干预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和后果。那么，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工具来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时，提出的政策建议与推行的结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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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三、现实观察与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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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古典经济理论下的政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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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盛顿共识”的提出与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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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看到很多扭曲的现象，存在公司治理、政企不分、裙带关系、政府对金融和外贸的干预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经济效率较低。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政府的发展战略所要建立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这一事实。如果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而政府又不愿意或不能让这些企业破产，那么这些扭曲和干预就无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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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受到头脑中理论框架的限制（诺斯，2002）。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暗含企业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当受到这个理论体系训练的经济学家，看到转型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已证明会降低经济运行效率的公司治理、产权、政府干预等问题时，他们就会认为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分析转型中国家问题的合适工具（Murrell，1991），而忽视了这些问题其实是内生于政府试图去建立的企业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于是，当社会主义国家请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来帮助设计改革方案时，提出的方案、政策只强调产权私有化，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完全市场化等，而且，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间会有出乎寻常的共识（Summer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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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来制定改革政策的最具体和集中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内容有如下几项：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增加政府在改进收入分配和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的领域的公共投资，扩大税收的基础，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市场准入的管制和保护私有产权等（Williamson，1997）。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外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其实也是依据上述共识而设计的（Kolodko，2001）。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在90年代初，国际经济学界普遍看好推行“休克疗法”的苏联、东欧的改革，而不看好实行渐进式改革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