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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37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不仅影响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其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且当他们在分析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系的问题,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在思考他们的问题时也不自觉地以此为参考的框架。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不管是赞成方的奥斯卡·兰格,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利用模拟市场的方式使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于市场机制(Lange,1936,1937),还是反对方的哈耶克和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不能克服信息问题而必然失败(Hayek,1935),两方其实都以社会主义国家所要建设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在社会主义国家,科尔奈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最杰出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预算软约束的概念(Kornai,1986)。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经营不好的企业随时可以跟国家要更多的优惠和更多的补贴。而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经营不好则要破产。科尔奈认为预算软约束是国有企业缺乏改进生产的积极性、道德风险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而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则是因为社会主义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所致,所以,要提高企业效率,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切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以消除预算软约束。在科尔奈的理论体系中不自觉地也把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前提。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中预算软约束的产生其实是因为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人会去投资、经营,为了把这些企业建立起来,政府就必须负起保护和补贴的责任。但因为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知道要多少保护和补贴才够,因此,企业会把因为经营不善引起的亏损的责任也推给政府,说是政府的保护和补贴的力度不够,在政府不愿让这些企业破产、又对其亏损负有责任的情况下,就形成了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不在于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因此,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由政府推动而建立起来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同样会存在。例如,具有赶超特性的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推翻了社会主义政府,将企业私有化了,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也不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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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39 2.苏东的改革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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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41 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政企不分、国有化、市场扭曲等一系列问题是由于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那么,不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按新古典的经济理论来改变产权安排、政企不分、公司治理等,其结果不仅不能达到政策设计当初的预期,而且,经常使问题更为恶化。在苏联、东欧换掉了社会主义政府,推行了“休克疗法”,实行了私有化,并未能消除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私有化后的企业经理向国家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反而会高于国有企业。据1996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和2001年的《改革的第一个十年》的研究证明,苏联、东欧在全盘私有化以后,政府给国有企业的扶持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反而还在增加。同时,转型前推行的是统收统支,转型后政府的税收能力大大降低,在给予企业的扶持不能减少的情况下,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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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43 3.中国的改革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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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45 不仅按现有的经济理论设计出来的“休克疗法”在苏联、东欧的推行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而且在我国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发达国家的经验设计的改革方案,也经常遭遇和“休克疗法”同样的命运。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效果最显著的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第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第二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而这些并不是改革者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农民在实践中自发推动的改革措施。中国改革的进程中,由政府设计出来的改革方案,有不少的命运和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一样。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改革初期,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缺乏自主权,盈利的企业和亏损的企业、干得好的工人和干得坏的工人在激励上没有差别,因此,推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扩大了厂长、经理的自主权,让企业分享一定比例的效益。这种改革措施在试点时有效,全面推广后就无效,形成所谓生产率提高利润率却下降的现象。于是,理论界认为是产权安排不完善,国有企业归全国人民所有,但交由厂长、经理管理,出现产权缺位,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企业的保值与增值。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的方向转变为明晰产权,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等。产权安排和公司治理最完善的应该是股份制公司,因为股份公司上市之前有多少资产是要评估确定的,上市以后,有一部分股份归国有,一部分归非国有的股东所有,除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外,非国有的股东应该会为了自己的股份的保值和增值而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国有大股东就能搭非国有股东的便车而获取企业管理改善的果实。可是这一措施推行几年后,上市公司的各种指标基本上与未上市公司没有两样。开始时,以为非国有股东都是散户,每个股民对每家企业拥有的资产比例非常少,因此对管理企业、监督经营没有多大积极性。因为即使由于他们的努力而使企业经营好了,每个股民也只不过拿了改善经营绩效的万分之一或几万分之一,所以他们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只注意股票价格的涨跌,造成股市很大的投机性,一张股票一年被炒卖好几次,基本没有人长期持有股票。后来,理论界认为国外的股份公司大部分的股票是机构投资者拥有的,一个机构投资者可能拥有一家企业股票的5%或更多,而且作为机构投资者可以请专业人员对企业的各种报表进行分析,真正形成对企业的有效监督。为此,我国在1998年引进了投资基金。但引进基金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并没有减少,反而更糟,这些机构投资者不仅投机而且还坐庄,操纵股票的市场价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还是由于这些上市公司并没有解决自生能力问题,因此在竞争的市场中不能盈利。不能盈利就不能有分红,散户拿了不能分红的股票等于是一张废纸,当然只能靠股票价格涨跌的投机行为来获利。而机构投资者虽然拥有企业的很多股票,但它们同样不可能靠长期持有不分红的股票来获利,但是,而且它们可动用的资金多,而流通的股票少,当然可以通过操纵股价涨跌来获利。这样看来,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现有的理论设计,或是照搬西方的经验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的前提以及西方企业普遍存在的前提与我们的企业特性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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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47 4.其他国家的赶超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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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49 企业自生能力不仅是转型国家中最核心的问题,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独立的一些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看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对其政治、经济力量的决定作用,但是没认识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于是试图在自身比较优势不具备的条件下去发展和发达国家同样水平的产业,于是靠对要素价格、金融体系、国际贸易、投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而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但是,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只有在政府的持续保护和补贴下才能生存,而政府对价格信号、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的干预必然导致寻租行为的横行和裙带资本主义等现象,从而使收入分配不公,效率低下,经济、社会不稳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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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51 上述思想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即使在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中也存在,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比韩国高,但韩国的大企业集团与台湾地区的同类企业比较,在技术、资金密集程度上高了一个档次。在1998年的这场东亚金融危机中,台湾地区的汇率只贬值了15%,而且除了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中国大陆以外,台湾是在东亚地区唯一维持正增长的经济,1998年达4.5%,1999年达5.7%。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能维持这样的增长率,证明它的企业是有竞争力、有自生能力的。而韩国经济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崩溃了,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援助,以渡过难关。在推行了IMF的援助条款、取消了对大企业的各种保护补贴以后,目前韩国的30家大企业集团有17家已经破产了。这表明这些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是难以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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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53 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保护手段很相似,政府压低利率,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向进行干预,用廉价的资金来支持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并对进口贸易设置各种障碍,使得这些企业免于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没有比较优势而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建立起来的企业难以创造真正的剩余,而有比较优势能够创造剩余的企业在政府的歧视政策下难以发展,因此,整个经济可以动员的资金将逐渐枯竭。如果像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那样不对外举债,那么经济发展将陷入停滞的困境。如果像拉丁美洲国家或东亚金融危机前的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那样允许政府或企业对外举债,那么最终将出现债务危机(Krueg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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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55 当一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时,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下,只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IMF在给予贷款时,通常会附带一个“援助条款”(conditionality),要求受援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个“援助条款”的基本理念就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这些条款要求解决宏观政策扭曲、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的干预、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但由于这个共识的理论基础假定了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所以在上述诸多措施中不仅没有任何一项是用来改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而且,有多项实际上是取消了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和补贴。如果像韩国和有些市场经济的国家,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仅是经济中的一小部分,那么一步跃过鸿沟是可能的,实行这个共识的改革措施以后,经济效率的提高可以抵消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所带来的震荡而很快恢复增长。可是,如果像转型中国家那样,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休克疗法”推行的结果,国民经济的增长就不会是像“J形曲线”的稍微下滑后很快就恢复增长,而可能是“L形曲线”那样的急剧下滑后陷入长期停滞而后才恢复一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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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60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为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银行主要支持发展中国家长期项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通过提供短期贷款帮助成员国平衡其国际收支(图为世界银行(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右)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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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62 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既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那么,在研究和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时,就不能再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一个暗含的假设,而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任何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时的具体考虑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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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64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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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66 其实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也是在放弃一些不合实际的、暗含的基本假设而不断发展深化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框架,在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即已粗具雏形。在马歇尔的理论体系里,除了本文所提出的、到现在还为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外,还假设了信息是充分、对称的和交易费用不存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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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68 经济理论是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和预测将发生的经济现象的工具。按照弗里德曼(1953)的观点,一个理论是否可以被接受不在于假设是否和实际条件一致,而在于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马歇尔的理论体系在解释和预测众多经济现象上非常有力,例如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人们购买该种商品的数量通常会下降。但是,这些暗含假设也限制了马歇尔体系对某些现象的解释力。例如,在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下,每种商品在竞争的市场中就只会有一个价格,因此,就不该出现所谓的“货比三家不吃亏”的现象。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乔治·斯蒂格勒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放弃了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价值,信息的获取有成本,使信息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考虑变量,这也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新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罗夫和迈克尔·斯宾塞则进一步提出,不仅信息是不完备的,而且信息的分布在生产者、消费者、所有者、委托代理者之间是不对称的,所以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必须有各种制度安排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经济才能有效运行。另外,根据马歇尔的体系,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按此难以解释为何存在非市场配置的企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的贡献则在于放弃了马歇尔体系中市场交易没有交易成本的暗含假设,开启了现代经济学对契约、产权和非市场制度的研究,形成了交易费用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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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70 (三)自生能力引入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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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72 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助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么样的新景象。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当我们察觉到这个问题时,就应该及时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改正地图。企业不具自生能力的情况在转型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在分析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以及制定解决问题的有关政策时,应该放弃现有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把许多企业可能不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也就不会无条件按“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和改革政策,明白成功的转型和改革还有赖于创造条件使绝大多数的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为有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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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74 另外,根据自生能力的概念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必须重新定位。传统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把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最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采用同样先进水平的技术,生产同样的产品。但是,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顾自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现状,试图去建立、采用、生产和发达国家同样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其发展目标的载体——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因此,为了这个发展目标,政府就必须靠扭曲价格信号,干预资源配置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接踵而至,结果是好心干坏事,经济发展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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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76 从自生能力的概念出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因为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须提升其产业、产品、技术水平。在每个国家的土地(自然资源)禀赋是给定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指的是每个劳动者所能支配的资本量的增加,资本来自于剩余的积累,要最快地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就必须在每一个时点创造最大的剩余,并将剩余中最大的部分用来作为积累。一个国家如果能在每一个时点上按其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和技术,整个经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并且,资本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会最大,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会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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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78 企业关心的是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成本,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本身,只有产品的价格反映国际市场的价格,投入要素的价格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企业才会自动地按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产品和技术。因此,以最大程度加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为发展政策为具体目标时,维持经济的开放和市场的充分竞争就成为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同时,由于企业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需要充分掌握合适的新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信息的收集和加工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而一旦各项工作完成,信息分享的成本就会接近于零。所以,政府可以收集关于新产业、市场和技术方面的信息,然后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免费提供给所有的企业。此外,经济中的技术和产业升级还常常要求不同企业和部门能够协同配合。例如,新的产业和技术对人力资本或技巧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同于老的产业和技术,一个企业也许不能将这些新的条件的供给完全内部化,需要依赖来自外部的帮助。除了人力资本以外,这种升级也可能需要有新的金融制度、贸易安排、市场营销渠道等。因此,政府可以使用产业政策来协调不同产业和部门的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并为其创造必要的法律、监管体系等。最后,产业和技术升级是一种创新活动,本质上是有风险的。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可能过于冒进或保守,第一个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不管成功或失败都会为其他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外部性。为了补偿外部性和可能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政府可以向首先响应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某种形式的补贴,如税收激励或贷款担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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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80 上述利用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政策,可以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跟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以低成本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快经济发展,而实现在收入、产业和技术水平上向发达国家的收敛。需要注意的是,在以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为目标的发展政策和以提高产业、产品和技术为直接目标的发展政策下都可能有产业政策,但前者所要支持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而后者所要支持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前者所需要的补贴是少量的,是有一定期限的,而后者则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连续的政策优惠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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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82 传统计划经济体系的形成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传统计划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就会由隐性变为显性,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解决情况如何成了决定转型能否平稳和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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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490084 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既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生存,那么,以“休克疗法”的方式试图一步跳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鸿沟,必然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失业实际上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实行了“休克疗法”以后,政府仍然会继续补贴那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结果造成有休克而无疗法的尴尬局面。像我国这样以渐进的方式实行双轨制,一方面放开政府对资源的严格控制,允许新的企业进入到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创造新的资源增量,为传统部门的改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部门的企业必要的保护和扶持,使其不会马上面临关门、破产的危险,然后创造条件解决传统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这种方式有可能既维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又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使转型有可能在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的方式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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