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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二、自生能力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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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经济学的暗含前提和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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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陷。现在发达经济国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是非常合适的,但用来解释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却未必合适。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即在各种的可能的选择中,一个决策者永远会做最符合他的目标的选择,这个假设是大家熟悉的。但是,还有一个假设暗含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我称之为“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对于“自生能力”(viability),我在第五讲给出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的问题来自于公司治理、激励机制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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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生能力的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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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发展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要解释的是发达经济国家的现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是不会给予企业补贴和保护的。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预期它不能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和信念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垮台。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既然如此,发达国家主流的经济学用它作为暗含前提来构建理论模型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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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一再讨论,事实上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亦即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所采用的技术和所在的产业特性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企业即使有很好的管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也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它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保护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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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决定于其产业、产品、技术选择,说明这个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的农业。日本的农业以小农为主,农场主既是所有者也是经营者,所以不存在产权的问题,也不存在任何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所导致的公司治理问题。但是日本是一个土地极端稀缺的国家,在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粮食)上不具有比较优势;日本又是一个劳动力价格极端昂贵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如蔬菜、水果)上,也不具有比较优势。日本农业的精耕细作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但是,日本农场的生存有赖于日本政府的高额财政补贴和关税保护,如果日本政府开放农产品的自由进口,日本绝大多数的农场都要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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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是由于土地面积狭小所形成的,目前劳动力价格昂贵又成为新的制约因素(图为日本明仁天皇在居所内收获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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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国家的许多国有企业也和日本的农场一样存在着自生能力的问题。因为在转型经济中的许多国有企业是政府为了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而违反其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尤其重工业中的大型的国有企业更是这样。转型国家,如俄罗斯、中国等,在还没有实行计划经济之前原本是资金稀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在一个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项目必须克服许多困难。这些国家一般因为经济剩余少而导致资金短缺,因为出口少而导致外汇短缺,又因为剩余分散而导致资金动员困难。这些困难与重工业项目大、建设周期长、关键设备和技术需要大量进口,以及一次性投资特别大的特点刚好形成了矛盾。因此,政府为了使周期长的项目能够被建立起来,只好把利率压低;为了让这些项目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进口机器设备,只好扭曲汇率,人为抬高本币价值;为了集中剩余,只好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以作为下一个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而要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就要压低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种投入的价格,并且要给这些企业在产品市场的垄断权。这些价格信号的扭曲必然造成资金、外汇、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供不应求。为了保证稀缺的资源能够被配置在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项目上,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并且用行政的方式按照计划配置资金、外汇、原材料等,从而形成了传统的计划配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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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格扭曲并且用计划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系中,如果企业是私人拥有,那么国家就无法保证以价格扭曲集中起来的剩余会按照国家的计划再继续投资到重工业项目中去。因此,国有化成为政府直接掌握这些剩余支配权的一个制度安排。在上述的计划体制中,一个企业所在的是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最终产品部门,其产品市场是垄断的,价格会很高,而且可以享受各种廉价的投入,必然有很高的盈利;反之,如果其所在的是生活必需品或重工业投入品的部门,其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很可能经营再好也有亏损。因此,一个企业盈利或亏损,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经营的好坏,而取决于这个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处于什么地位。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而且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政府不知道一个盈利企业该有的正常盈利水平、也不知道一个亏损企业该有的亏损水平。如果给企业自主权,企业经营人员容易产生多吃、多拿、多占的道德风险。为了防止利用价格扭曲创造出来的剩余被企业侵占,就剥夺了传统计划体制里国有企业“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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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传统的经济体制中全面扭曲资金、外汇、原材料、工资、物价等各种价格信号,以计划取代市场配置、剥夺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各项制度安排,内生于发展战略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现实。这种安排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讲是在限制条件之下的“次优”选择。通过它可以把分散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剩余最大程度地集中起来,投资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项目里去。所以,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经济,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建成完整的重工业体系,试爆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上天。但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低,而且,企业因为没有自主权,干得好的企业和干得坏的企业以及干得好的工人和干得坏的工人待遇一样,导致积极性差,整个经济的效率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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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中,大量的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并为了扶持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由此而内生出一系列干预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和后果。那么,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工具来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时,提出的政策建议与推行的结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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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三、现实观察与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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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古典经济理论下的政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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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盛顿共识”的提出与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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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看到很多扭曲的现象,存在公司治理、政企不分、裙带关系、政府对金融和外贸的干预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经济效率较低。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政府的发展战略所要建立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这一事实。如果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而政府又不愿意或不能让这些企业破产,那么这些扭曲和干预就无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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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受到头脑中理论框架的限制(诺斯,2002)。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暗含企业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当受到这个理论体系训练的经济学家,看到转型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已证明会降低经济运行效率的公司治理、产权、政府干预等问题时,他们就会认为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分析转型中国家问题的合适工具(Murrell,1991),而忽视了这些问题其实是内生于政府试图去建立的企业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于是,当社会主义国家请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来帮助设计改革方案时,提出的方案、政策只强调产权私有化,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完全市场化等,而且,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间会有出乎寻常的共识(Summer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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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来制定改革政策的最具体和集中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内容有如下几项: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增加政府在改进收入分配和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的领域的公共投资,扩大税收的基础,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市场准入的管制和保护私有产权等(Williamson,1997)。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外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其实也是依据上述共识而设计的(Kolodko,2001)。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在90年代初,国际经济学界普遍看好推行“休克疗法”的苏联、东欧的改革,而不看好实行渐进式改革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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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不仅影响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其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且当他们在分析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系的问题,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在思考他们的问题时也不自觉地以此为参考的框架。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不管是赞成方的奥斯卡·兰格,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利用模拟市场的方式使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于市场机制(Lange,1936,1937),还是反对方的哈耶克和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不能克服信息问题而必然失败(Hayek,1935),两方其实都以社会主义国家所要建设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在社会主义国家,科尔奈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最杰出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预算软约束的概念(Kornai,1986)。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经营不好的企业随时可以跟国家要更多的优惠和更多的补贴。而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经营不好则要破产。科尔奈认为预算软约束是国有企业缺乏改进生产的积极性、道德风险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而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则是因为社会主义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所致,所以,要提高企业效率,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切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以消除预算软约束。在科尔奈的理论体系中不自觉地也把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前提。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中预算软约束的产生其实是因为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人会去投资、经营,为了把这些企业建立起来,政府就必须负起保护和补贴的责任。但因为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知道要多少保护和补贴才够,因此,企业会把因为经营不善引起的亏损的责任也推给政府,说是政府的保护和补贴的力度不够,在政府不愿让这些企业破产、又对其亏损负有责任的情况下,就形成了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不在于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因此,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由政府推动而建立起来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同样会存在。例如,具有赶超特性的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推翻了社会主义政府,将企业私有化了,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也不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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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东的改革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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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政企不分、国有化、市场扭曲等一系列问题是由于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那么,不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按新古典的经济理论来改变产权安排、政企不分、公司治理等,其结果不仅不能达到政策设计当初的预期,而且,经常使问题更为恶化。在苏联、东欧换掉了社会主义政府,推行了“休克疗法”,实行了私有化,并未能消除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私有化后的企业经理向国家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反而会高于国有企业。据1996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和2001年的《改革的第一个十年》的研究证明,苏联、东欧在全盘私有化以后,政府给国有企业的扶持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反而还在增加。同时,转型前推行的是统收统支,转型后政府的税收能力大大降低,在给予企业的扶持不能减少的情况下,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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