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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生活在一起固然可以得到规模经济、克服风险等好处，但是人与人交往多了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是协调的问题。“日中为市”就是一个协调的例子，它规定了交易的时间与地点。其次是需要防止“搭便车”。与“1加1大于2”的规模经济效应相反，利用群体生活而偷懒、“搭便车”会使群体工作的效率低于个人努力相加之和。例如，在原始社会中，个人离开部落就无法生存。因为狩猎是非常危险和不确定的生产活动，所以在原始社会中，并不是整个部落的人一起狩猎，而是分成几组人分别去打猎，这样可以起到减少获猎不确定性的作用。在狩猎的过程中，有的组有收获，有的组却两手空空，打到猎物的一组就会与其他没有收获的人共同分享猎物。因为在当时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很难预测何时能再捕到猎物，加上食物难以保存，与其自己吃不完让剩下的食物很快腐烂，还不如分给别人吃，这样当下次自己没有收获时还可以分享别人的劳动果实。但也会有一些人在打猎的时候偷懒，想在回去后不劳而获，这就是“搭便车”的行为。为了防止这种行为的发生，在原始社会中，会出现一些迷信思想，例如认为如果部落成员打猎偷懒就会触犯神灵等。虽然人们看不到神灵，但是神灵可以看到每个人并处罚他们的过失。通过以禁忌和鬼神为形式的制裁，能够降低“搭便车”的个人进行投机取巧的动机，所以在这里迷信起到了制裁“搭便车”行为的作用。此外，原始人还会报复违背交易规则的人，例如前面提到的“千里追杀”，形式虽然危险，但却能有效地制约别人把自己的东西拿走而不留下等价物品这一行径，做到以儆效尤。因此报复行为也是一种减少“搭便车”的制度安排，它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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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规模经济、专业分工等好处决定了人们在一起生活是必要的，它有助于克服生产消费时间不对称、风险等方面的个人问题，然而群体生活所产生的协调问题与“搭便车”现象又有待于解决，这就需要有制度来制约这些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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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制度安排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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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经济学中，减少“搭便车”行为和降低交易成本的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安排就是意识形态（ideology）。意识形态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字典里给出的意识形态定义是：一套反映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阶级或一种文化的社会需要与意愿的思想总和。另外一种定义是：意识形态是关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其他制度基础的一系列主义或信仰。既然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其他制度的一个基础，那它当然也同样可以被看做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认为意识形态非常重要。根据他的研究[6]，意识形态有几个特性：首先，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观，它描绘了理想社会的蓝图。其次，意识形态是一种非常强的价值判断，告诉人好与坏的区别，而这种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节约的工具。通常每个人都想当好人做好事，意识形态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好人好事和理想社会。再次，意识形态虽然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但是当价值判断与经验长期不一致的时候，意识形态会发生改变。例如学生在学校中会学会一套行为规范，但有时候学生在毕业后还将学校的行为规范应用在社会当中就会四处碰壁，久而久之，这些人的意识形态就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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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通常认为意识形态不能通过理性来解释。例如，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观，为社会主义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被认为是好的行为。有些共产党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生命，但是奉献出生命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类似的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行为。例如，民主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在民主制度中，选举是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在民主制度中，需要民众投票来选举国家领导人。某些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认为投票是非理性的行为，例如美国的总统选举，通常会有1.3亿人投票，两大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数都在6500万左右。每个公民的投票只是6500万分之一，对选举的结果几乎没有影响，而参加投票却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理性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用，但是参加选举的边际效用近似于零，边际成本却不小，难以从理论上进行解释。所以有众多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认为选举是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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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期间排队等待投票的选民（中国新闻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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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采用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解释[7]，选举就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因为一般人都有成为好人的愿望，做好人就需要干好事。意识形态给定了好事的标准，在民主国家中，参加投票选举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属于应做的好事。一般人如果做了好事，心情就会变得舒畅；相反如果做了坏事，心里就会觉得内疚。做好事会得到来自内心的无形收益，所以参加选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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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意识形态可以解释为一种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有点像听古典音乐，有些人非常喜欢古典音乐，因为他们熟悉这种音乐，已经培养出了一种欣赏古典音乐的素质，内心能与音乐产生共鸣。欣赏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只有欣赏古典音乐的能力足够强的人才会喜欢去听，享受去听的这样一个过程。理性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听音乐能够增加效用，所以听音乐是理性的行为。而随着听古典音乐的时间越来越长，对古典音乐的欣赏能力也会逐渐加强，欣赏的乐趣也会不断加深。音乐的欣赏能力需要培养，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如果相信民主制度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并接受这种意识形态，那么对意识形态越虔诚，投票后内心得到的满足感就会越大，不去投票时内心受到的惩罚就会越大。意识形态并非与生俱来的，它需要花时间去学习、了解和接受。意识形态是一种投资，当意识形态被接受以后，就会保持相对的稳定，具有类似于资本的特性。资本的特性就是相对稳定。例如，一个人投资建一个工厂，一旦建成后可以带来多期的生产，这就是资本的相对稳定性。教育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因为接受教育的效益具有长期性。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意识形态教育的效益也具有长期性。意识形态的教育越强，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就会越高。有时候并不一定要有外在的奖励才能诱导出某些行为，依靠内心的自我奖励就可以决定是否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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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意识形态解释为人力资本的理论，可以用几种方式来进行检验。例如，可以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年轻人比较容易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上了年纪的人不容易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其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年纪大的人往往已经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如果要改变原有的意识形态，就需要把旧的意识形态替换掉。只有当积累的许多经验与当前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才会有动力把旧有的意识形态替换掉。第二，建立新的意识形态需要进行学习和了解，这也可以算作一种投资。如果预期生命比较短，那么享用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这一投资回报的时间就比较短。对年轻人而言，旧的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较小，而且年轻人的预期寿命还很长，新意识形态的回报就会比较高，所以年轻人比较容易替换掉旧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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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非常重要，它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制度基础。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功能是证明现有政治体制的合理性。在所有的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抑或是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中的国家，当权者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和力量来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因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关系到民众对统治者合法性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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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教育的极端例子是所谓“奴化教育”，目的是侵略者为了消除民众仇恨，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其侵略统治的合法性（图为日伪政府在对“满洲国民”进行“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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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中还有其他的制度安排，虽然没有上升为意识形态，但是与意识形态非常接近，例如道德、价值观念等，它们在规范和协调人的行为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意识形态中有很多的道德与价值观念，有些与意识形态无关，例如博爱、互助、同情弱者等。这些道德和价值观念同样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例如在路上看到一个可怜的乞丐，就会不自觉地把钱掏出来给他，虽然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并没有得到任何物质回报，却因帮助了别人而得到内心的满足。所以，道德与价值观念有着与意识形态类似的性质，它们也是通过教育获得的，也可以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进行解释。在任何社会中都需要强化道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和谐的、充满人情味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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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优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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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发挥技术潜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当经济持续发展，制度本身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这自然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什么是最优的制度安排，以及什么是最优的制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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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结构过于复杂，可以从单一的制度安排谈起。关于最优制度安排，首先必须明白，最优的选择不是唯一的，可能会有多种。制度有多种功能，它能够带来规模经济，能够减少“搭便车”的行为，能够解决收入和支出的时间不对称性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制度能够提供的服务。对于每种制度服务，都可以由多种制度安排来实现。例如，一个人工作的时间与消费的时间不完全一致，人老的时候不能工作却要消费，社会就必须有养老的制度安排，以解决人的后顾之忧。养老的制度安排有多种形式，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保险制度就是一种群体保险（group insurance）的制度安排。在原始社会中，总有老人与年轻人一起生活。年轻人的收获可以与小孩和老人共同分享，这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保险制度。分组打猎的形式也是一种减少风险的保险行为。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制度已经瓦解，就改为采取养儿防老的形式。进入现代社会，不再依靠子女养老，这时就需要社会保险为老年人提供保障。年轻的时候进行储蓄，年老的时候再动用储蓄来养老。同样是以养老为目的，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制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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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方式也有多种制度安排。交易的进行可以躲在树后，也可以采取庙会和集市的形式。交易的中介，可以是以物易物，也可以是以贝壳、黄金、纸币、信用卡作为媒介。制裁违反交易制度的方式，可以“千里追杀”，也可以进行起诉。在原始社会，交易的方式是以物易物，看起来非常落后。现代的纸币制度就非常方便，只要口袋中有钱，即使没有可供交换的产品，也可以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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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交易方式似乎大大优于古代的方式。纸币作为交换媒介看起来固然方便，但前提是必须有政府和中央银行发挥作用，同时需要先进的印刷技术来防止假钞。所以，使用纸币这种交易方式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如果交易的密度没有达到一定程度，那么高昂的交易费用就会使得纸币交易得不偿失。制度可以提供服务，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提供完全不同的服务，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提供某一种相似的服务以满足不同的情况需求。但是每种制度安排都有它存在和维持的成本。要确定最优的制度安排，自然要从能达到同一个目的的众多制度安排中选择出成本最低的那一个。在原始社会和农耕社会，交易的数量和频率都较低，以物易物的制度安排比贵金属和纸币的制度安排更能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同样的交易数量，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是更好的制度选择。判断一种制度安排的好坏，必须将它放在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交易情形以及社会状况等背景当中，权衡这种制度安排的成本与效益是否相等。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常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美洲的印第安人还处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他们以狩猎为生，没有产权的概念。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后，当地的印第安人开始把森林划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北美的森林中有一种野兽，这种野兽的毛皮在欧洲有着相当广阔的市场，所以价值非常高。在与欧洲市场进行交易之前，印第安人并不重视这种毛皮。但是，当这种毛皮越来越值钱的时候，印第安人就开始把森林划界，目的在于划分森林中的猎物。森林划界需要有成本，需要派出武士去守卫，未经允许就擅自出入其他部落的森林甚至会导致战争。愿意付出成本去维护对森林的产权，是因为产权界定以后可以带来更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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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最优的制度安排取决于几方面的因素：需求的密度、制度安排的效益与成本、交易的费用等。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结构中其他的制度安排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最优的制度安排，例如法律制度、政府执法能力、法律的完备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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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1704487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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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三、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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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是某种自然资源，而是要人为地去进行创造和规范，当目前的制度因维护的成本增加或相对收益较小而不再能满足需要，就会产生一种动力去改变和替代它。影响制度变迁与决定最优制度选择的因素有着共通之处，之所以要改变一种制度安排是因为看到有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方式可以带来更大的收益。这种更有效的制度可以通过学习借鉴来获得，也可以通过自己摸索找到最优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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