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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技术的变化可以引起制度安排的变化。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时候，美国出现了西部大开发的热潮。在开发的初期，市镇周围的土地一般都是公共土地，可以进行公共放牧，于是人们都会有过度放牧的倾向，由此出现了一个在经济学中非常有名的现象——公地悲剧（tragedy of commons）。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是土地划界，划界以后再把土地租出去。在18世纪至19世纪之交的短暂时期内，美国大部分的公共地都变成了私人圈地，因为当时出现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发明——带刺铁丝。过去划地界需要建木围栏，而木材的价格又非常贵，带刺铁丝的出现则极大地节省了划界的成本，所以土地划界的过程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完成。从宏观历史看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就变成了封建社会。在封建城邦有众多贵族，每个贵族都有一个城堡。到14、15世纪以后，欧洲封建社会逐步崩溃，形成了许多民族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火药进入了欧洲。在封建社会的时候，进攻的主力是骑兵，防御的方式是城堡。骑兵难以攻破城堡，因此王室的力量也就很难强加于这些封建贵族之上。因为城堡易守难攻，在这种状况下想要强加中央政府的力量，就非得劳民伤财大动干戈，花费高额的成本。所以在火药传入欧洲之前虽然维持着封建的君臣关系，但中央的权力非常小，地方有很大的自主权。火药传进欧洲以后，城堡便不再是坚不可摧，此时加强君权的成本大大缩小，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也就应运而生。这种制度变迁与交易技术的变化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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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识形态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一些制度的选择。奴隶社会的基础是奴隶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在电影《角斗士》中，片中的主人公本来是一名将军，战败后沦为奴隶。他很快地接受了从将军到奴隶这一身份的剧变，是因为当时战败后沦为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他也接受这种制度的合理性。这就是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战争中的俘虏必须按照《日内瓦国际公约》给予善待，不但不会沦为奴隶，一旦被虐待，还可以在战后到军事法庭上起诉，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再如市场交换制度，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如果拿走放在路边的物品却不留下相应的等价交换物，可能会招致物品主人“千里追杀”的报复，但在现在这样的报复却是违法的行为，可以到法院进行起诉，但前提是必须存在法院和法律的保护。所以，最优的制度安排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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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度的选择和采用还受到历史、地域、文化等各种条件的限制。虽然同一个服务可以有众多制度安排来实现，但是可以选择的制度安排经常会受到认知能力和当时历史环境的局限。有许多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制度安排，因为某些国家或地区不知道其存在或者没有认识到其优越性，所以不在它们的可供选择的范围内。还有一些存在的制度安排，因为政府不允许，也不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例如，1958年至1978年中国农业的私营生产方式就不被允许存在。另外，即使是最优越的制度也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评判最优制度时我们必须考虑制度安排所能够带来的效用和维持这种制度安排所需要的成本。最优的制度安排是在可选择的范围内实现同样目的的成本最低的制度。对于外国的制度，例如外国的信用制度等，虽然能够扩大可以选择制度的集合，但是只有在它的成本更低时才值得学习。在很多情况下，外国制度的成本并不一定比国内制度的成本更低，所以需要进行仔细的甄别。先进国家的制度并不一定就是适合落后国家的最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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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一项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达到同一个目的或完成同一项服务的制度安排当中成本最低的那一种。制度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带来的服务的总量、价值与成本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导致原来的制度不再是最优的制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对长期历史发展的制度变化的研究。他认为，奴隶社会最重要的制度是对人的拥有；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制度是对土地的拥有。关于从对人所有的制度到对土地所有的制度的转变，他提出一个可验证的假说：土地的面积基本固定，短期内不会增加，但是人口数量会不断增加。当人口非常稀少的时候，获得财富的最终途径是占有人，拥有了人就拥有了财富，因为土地基本上是无限的，只要拥有劳动力就可以随时开垦土地。在这种状况下，财富主要来源于对劳动力的占有，所以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随着人口增加，可供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少，财富数量的决定因素从对人的拥有转移到对土地的拥有。只要拥有土地，劳动力可以随时雇用。贵族作为一个强势群体，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选择占有土地而把人释放出去。这种制度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导致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财富的主要来源、或者说是主要的资源约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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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增长也是导致社会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高于维持个人基本需要的部分越来越多，人们的风险承担能力也就越来越强。例如，原始社会的人过着群体生活，是因为在当时状况下个人的生产力非常低，人越多就越有保障。当生产力提高以后，就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劳动。在狩猎社会中，猎获的野兽是不能够储存的，而农耕比打猎有更明确的预期，只要播种就会有收获，风险大大减小，而且收成好的时候，剩余的食物还可以留下来以作储备。在狩猎社会中虽然有各种禁忌来防止成员偷懒，却总有人仍旧不愿劳动；而当转变为家庭生产的时候，每个人对自己负责，“搭便车”的行为就可以大大减少。个人承担风险能力的变化导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逐步走向瓦解，变成后来的农耕社会。再如，就养老制度而言，由于农业社会中基本没有社会保险，所以以养儿的方式充当保险；而现代社会有一些家庭选择不生育，成为丁克（DINK，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家庭，是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用养儿的方式来养老。因为制度需求是变动的，有了新的制度服务，原来那些能够提供服务的旧制度的价值就减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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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制度的变化有时候来自制度集合的变动。首先，制度集合的变动有一部分可能是政府政策的变动。例如，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1978年，中国农村的个体经营一直被压制着，并不是农民不会进行个体生产，而是因为政府政策的限制。1978年政府的政策改变后，农民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变成了向个体经营的转变。另外，与外界的接触也可以导致制度集合的扩大。在研究一些非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商贩（traders）起的作用非常重要。在社会经济比较落后的时期，不断流动的商贩对外部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他们到各地行商的时候会了解到许多有关外界的信息，当地人通过跟商贩的接触也可以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有众多不同的选择，从而扩大了他们自身可能的选择集合。这也是为何有些保守者对商贩非常反感，认为他们会“伤风败俗”，因为他们改变了原有的许多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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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唐代开放的环境与当时繁荣的通商关系有关，传说大诗人李白祖上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商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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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170448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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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四、制度变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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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变迁的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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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社会的制度出现不均衡的时候，制度变迁可以促进效率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增加以及个人福利的增进。制度变迁分为两种方式[8]：第一种方式是自发性变迁（spontaneous changes）。自发性变迁的发生是因为出现了制度不均衡，通过制度变动可以带来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在研究自发性制度变迁的学者中，最著名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他在研究欧洲历史上的制度变迁及其原因的过程中，提出了效率假说（efficiency hypothesis）的理论，即当一种制度的不均衡会导致效率损失的时候，制度变迁中会有自发的力量来提高效率，从而恢复到一个新的高效率的均衡水平。另外，日本学者速水佑次郎和美国经济学家拉坦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induc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的理论，用来解释制度变迁的过程。第二种方式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依赖于政府的强制力，即政府可以运用政治力量进行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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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发性制度变迁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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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案例可以用来说明上述自发性制度变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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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速水佑次郎（1981）研究了一个制度变迁的著名案例。亚洲许多地区以生产稻子为主，土地归地主所有。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都曾经有过一个关于水稻收割的制度传统。当水稻收割和播种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平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则相对较少。地主在水稻收割和播种时候通常会临时雇用一些劳动力帮忙。按照传统的分配体制，被雇用来割稻子的农民在完成工作后可以拿走所割水稻的1/6作为劳动报酬。这样的传统分配制度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当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出现以后，这项传统的制度安排发生了改变。随着“绿色革命”的到来，农田单位面积的产量大幅增加，而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工资本应下降，因为如果劳动力继续取走收割水稻的1/6，对地主来说就很不合算。这时出现了一些新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劳动力可以继续取走收获的1/6，但必须付出额外的劳动，例如在水稻插秧后还要进行除草的工作。速水佑次郎的研究发现，如果把除草的劳动投入加到总劳动中，获得收割水稻的1/6作为工资报酬就与原来的分配方式基本相同，接近于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另外一种方式是，地主将收割水稻的工作转包出去，承包者再以市场价格雇用劳动力进行劳动，不再遵守传统的1/6的规则。研究表明，这两种情况下，地主所付的工资水平基本相同。在这个案例中，技术和经济因素的变动导致了制度的相应变动，因此这种工资制度的变动方式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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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也有一个例子可以进行说明。非洲有很多部落在近代仍保留着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原始公社的组织方式。因为非洲气候干旱，耕作的产量不稳定，所以大部分部落都有集体生产的习惯，个人财产没有明确的界定，类似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在非洲国家纷纷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以后，殖民地政权雇用了一些当地人在政府机关工作。这些当地黑人变成了领工资的白领后，收入开始趋于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成为白领阶层的当地黑人就不愿再与原有部落里的人共享自己的财产。由于这些白领黑人很难再回到部落里与其他人共享财产，就导致了原有的原始公社组织方式逐渐解体。原始共产社会是财产共享的组织方式，在防止风险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所以没有明确的财产界定；但当其成员获得固定的收入后，这种制度安排就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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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是中国1978年后的制度变迁过程。从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我国农村唯一的生产组织方式是集体生产。集体生产的生产队制度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唯一被政府接受的制度安排。集体生产时人的生产积极性比较低，用当时的顺口溜来形容就是“上工一条龙，到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几乎没有人愿意积极劳动。不积极劳动产量就会下降，到最后每个人的收入都减少，所有人生活都非常贫困。比较有效率的组织方式是单家单户的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政府设计出来的，而是当时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村民自发创造出来的。1978年年底开始改革开放，意识形态有点儿松动。这给他们进行这种提高生产、增加每个家庭福利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就率先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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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有两个意想不到，一个是家庭联产责任制，一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是有点儿“三不像”，它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国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这种方式同样不是政府设计出来的。农民看到80年代初城里的很多生活必需品都非常短缺，有很多获利机会，尽管当时不允许私有制，但集体所有制是能够被接受的，所以他们就创造了以集体经济为组织方式的工业组织形式，即乡镇企业。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制度变迁。虽然这种制度是一个过渡的形态，但即使是一个过渡的形态，它也是一种制度变迁，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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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制度变迁是自发的。看到一个获利机会后，行为主体创造一个新的制度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但是一般来说，仅仅依靠自发的制度变迁很难实现最优的制度变迁，因为制度是人与人的互动，它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的行为，而是一群人的行为。个人率先推动制度变迁要付出成本（这里的成本包括组织成本，即说服其他人接受这样一个组织安排的成本），而且还可能要冒点风险。这里所说的“冒点风险”，可以用举过的非洲白领阶层的例子来讲。非洲白领阶层如果不让他原来部落的人进城来与他分享财富，部落的人就有可能会说他进城之后道德败坏了，原来那种共享的美德没有了。当很多“道德败坏”了的白领阶层的人都这样做了以后，大概就不会再有什么风险。但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风险是相当大的，部落的人对他产生出怨恨，并且有可能对他采取致命的报复性措施。倒霉的是第一个人，所以最好让别人去当第一个人，让别人去吃第一只螃蟹，这就是制度变迁上“搭便车”为什么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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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小岗村的例子中，当时农民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迁也冒了相当大的风险。我在1985年的时候到安徽小岗村去访问过，那个生产队长向我表述过当时的过程。安徽小岗村一直非常穷，自从出了朱皇帝以后，十年倒有九年荒，一年当中有半年或三个月到外面去行乞。在七八十年代，姑娘们一般都不愿意嫁给安徽出来的人，在部队里如果说是从安徽来的也会被人瞧不起。70年代的时候由于小岗村太穷了，县里曾经派干部到村子里来帮助他们，村里一共18户，县里派了17个干部蹲点半年，结果半年以后县里的干部也放弃了，因为他们感觉没有希望。1978年秋，安徽凤阳地区遇到旱灾，农民眼看收成要减少，估计按照这样的收成状况明年春天会有饥荒，可能要出去行乞相当长的时间。在集体制度下，这些农民已经努力了二十多年，但生活状况还是没有改善，于是干脆就单干，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交给集体的提留和公粮也全都分到各家各户。在“文革”期间单干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谁倡导单干谁就是反革命，所以当时他们这样做冒着相当大的风险。尽管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承认搞了30年的社会主义没有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也承认农村生产队的集体生产方式效率不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承认为新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机会，但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人们对单干还是有着恐惧心理的。当时农民写有一份血书，血书上说，如果单干被政府发现，生产队长被抓去关起来枪毙，其他17户就负责把他的孩子养大成人。血书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文件放到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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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农民当年的一纸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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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凤阳县普遍减产30%以上，但小岗村在单干以后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增产了30%。一个增加30%而一个普遍减产30%，效果非常明显。故事传到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那里，万里感到奇怪，就到当地考察，问了几句以后，生产队长不得不老实招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即把地包到各家各户。万里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家，他说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增加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也就是后来小平同志所说的“三个有利于”。万里告诉他们，只要能够增加生产的就是社会主义。后来，万里向小平同志汇报说，小岗村把地分到各家各户后效果非常好，应该给予肯定。1980年，中央表示允许那些“吃粮依靠返销、生产依靠贷款、生活依靠救济”的“三靠队”以及那些非常贫困的地区把地包到各家各户，使得农民自发的制度变迁有了政策的支持得以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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