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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可以分析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比较有效的。我的导师舒尔茨在研究了工业革命以后欧洲的重大社会变革后发现，巨大社会变革的背后通常有社会思潮的推动，但是多数的社会思潮并不正确。这在苏联与东欧的改革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以及苏联与东欧内部的共识是使用“休克疗法”，但是这样的共识推行起来的效果却很差，原因是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本身是有局限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现象有相当强的解释力，但是对转型国家的解释力就比较差。转型国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的问题虽然在表面上看有类似的地方，但实际上背后的机制并不完全一样。由于社会科学知识的限制，最高领导人有可能一心想做好事结果却南辕北辙。就叶利钦而言，我相信他是希望俄罗斯变好的，但他推行“休克疗法”的结果是把俄国的GDP在很短的时间内减少一半。根据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研究，1989年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比中国高出1/3，但是到了1997年至1998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反而比俄罗斯高了1/3。叶利钦绝不是有意要推行“休克疗法”把俄罗斯搞垮，而是在有限的社会科学知识条件下怀抱好的愿望却得到了坏的结果。历史的经验证明，主流的、有共识的思潮未必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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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本身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组织的层次，另一个是价值和精神的层次。比如，在组织层次上，政治上的三权分立是一种用宪法规定下来的正式的组织形式，但是其他国家采取三权分立的组织形式是不是能像美国和英国那样发挥三权分立的效果，还取决于社会的每个参与者有没有民主和法制的精神，取决于这个社会中的个人是否能够很好地理解并遵守民主和法治的游戏规则。比如，谁当选上总统我就主动遵从谁的行政力量；司法部门判定总统违法，总统就得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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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法制的精神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根据诺斯的研究，如果从正式的组织层次，比如从三权分立的组织层次来看，宪法在北美与南美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南美的某些国家没有民主和法制的精神，其军队不一定服从民选的总统，所以很可能发生政变。而军队领导人政变上台以后一般老百姓也并不反对他，他可以慢慢坐稳那个位子直到当上总统。而美国的一个将军如果要政变，就没有人会跟随他，他即使可以把总统暗杀掉自己也绝对不能当上总统。所以，在这里民主与法制的精神就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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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民主和法制的精神不同，相同的组织不一定发挥相同的作用，那么哪种组织最有效率、最能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就不太清楚。在一个社会里有效率的组织在另外一个社会里不一定有效率。政府能改变正式的组织，例如推行民主选举、三权分立，但是对于精神层次的东西政府则只能倡导，没有办法硬性规定每个人都必须从心底接受政府倡导的这种精神。打个比方，倡导民主是好事，但是如果倡导民主的人对任何异议都坚决不予接受，那么他自己首先就不一定那么民主。倡导民主精神是很困难的事情，不是说政府有这样的意愿或是社会精英有这样的意愿就能够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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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自发的制度变迁可能不是最优的，政府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政府在干预的时候失败的概率会很高，好心干坏事的情况时有发生。政府是由人组成的，这是研究政府的任何学说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人非圣贤，做错事也就在所难免。现实世界的事情千头万绪，经济社会的利益千差万别，行错一步就可能满盘皆输。虽然不能完全否定政府干预的作用，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政府干预绝不是包医百病的良药，领导人在做出干预决策之前，必须考虑到多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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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自发性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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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效的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是以自发性的制度变迁作为基础，这样的制度推行的过程会更加顺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安徽小岗村的老百姓最先创造出来的，农民看到制度存在不均衡，发现个体生产能够提高产量以及增加每个人的福利。政府刚开始是反对这样的自发性制度变迁的，后来看到变迁在实际中行之有效，按照小平同志后来讲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才予以肯定，允许在全国各地推动这项改革。如果没有自发性的基础，仅仅由政府和社会精英来推动，那么通常只能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而不是用法律的手段把组织层面建立起来，即使在组织层面建立起来以后，如果没有配套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往往会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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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现代经济增长，可参考Kuznets（1969）的著作，见本讲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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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Perkins的这本著作，可参见本讲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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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麦迪森的这本著作可参见第12页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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