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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这项研究的论文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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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制度的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考我和Nugent合作的论文“制度与经济发展”，原文发表于《发展经济学手册》，后收录于我的著作《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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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诺斯的研究可参见North（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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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参考贝克尔的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英文版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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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制度变迁的两种方式的更详细论述可参见我发表在Cato Journal第9卷第1期上的论文，见本讲的参考文献。另外，关于这一部分的诺斯（North）、速水佑次郎（Hayami）和拉坦（Ruttan）的文献，可参考上述论文的参考文献，这里不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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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附录二 前现代社会中国人均收入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和人口众多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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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谜题一：中国的人均收入为什么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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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一讲的内容我们了解到，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和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在经济总量保持增长的前提下，人均收入是否随之增加。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还是与之持平。根据哈佛学者珀金斯的研究，中国在明朝开始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600年当中，人口与粮食总产量的增长速度的平均水平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作为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人均粮食产量几乎是实际收入的全部，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在这段历史时期就是基本保持不变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停留在了前现代的水平上，经济增长伴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技术变迁速度缓慢，人们的收入水平状况相对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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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必需品的消费受收入状况影响不大。收入水平的提高，一般反映在非必需品消费的增加。因此，人均收入水平长期没有提高的另一面就是人均非必需品消费没有增加。那么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人均收入水平长期没有提高，技术变迁的结果只是表现为人口的增加，而在现代社会技术变迁的结果却是人均收入的增长？在解释这一谜题之前，有两个常用的经济学的概念需要首先了解一下。经济学家强调商品的相对价格，例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日本人一般房子小而电视机特别大；美国人则正好相反，房子大而电视机非常小。这一选择上的差异固然有消费偏好和生活习惯的原因在里面，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相对价格。从收入水平看，美国与日本的收入水平基本一样，所以这种差异不是由收入差距所造成的。根据相对价格的原理，日本土地资源稀缺，所以房地产价格非常高，美国相对日本来说地广人稀，房地产价格便宜。80年代有个笑话说只要日本人把全国的房地产都卖掉，就可以买回八个美国。对于日本人而言，相对于高昂的房价，电视机就显得较为便宜，住小房子看大电视就是一种理性选择。同样的美国人住大房子看小电视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两种选择都是基于相对价格而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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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需要了解的概念是从需求的角度，当收入增加时，总的需求会增加，但对各种产品需求的增加幅度会有不同，需求增长相对于收入增长的比值就是收入弹性。如果某种产品的收入弹性大于1，当收入增加10%，对这项产品的需求增加就会大于10%；相反如果收入弹性小于1，收入增加10%，对这项产品的需求增加就小于10%。人们消费的商品可以分为必需品和非必需品两大类。当收入水平提高，对非必需品的消费增加幅度会高于对必需品的消费增加幅度。必需品和非必需品在一定时期可以发生转变。例如，在前现代社会，因为养儿防老的需要，养孩子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必需品。但在现代社会，因为有了更多其他的养老方式，养儿不再是防老的唯一选择，所以对有些人来说养孩子可能已经不再是一种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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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再来看中国人均收入长期不变的历史经济谜题，在明初以后的几百年时间里，中国作为一个已经长期维持统一又相对封闭的封建国家，疆域内的资源条件基本上是固定的，这一时期技术变迁的结果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和人均收入不变的经济规模的扩张。在上述谜题中，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也就是说，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福利都转化为了人口数的增加，而对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则贡献不大。这与现代社会的情况恰恰相反，在现代很多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已基本停滞，技术变迁对人均收入的增加有着极为明显的影响。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前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大多发生在农业部门，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则大多发生在工业部门。尽管技术变迁在两个部门都有发生，但是工业部门的技术变迁速度显然更快。技术变迁集中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就会导致不同类别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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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品主要为农产品，非必需品主要为工业产品。技术变迁会导致总的生产水平增加，因此对必需品和非必需品都会有一个正的收入效应。如果技术变迁集中于农业部门，农产品产量增加，必需品价格下降，对非必需品需求的收入效应为正，相对价格效应为负，所以以农业技术为主的技术变迁对非必需品需求的影响不大。同时，由于农产品属于必需品，必需品的收入弹性非常小，每个人的农产品需求量增加不多，但是养孩子的成本主要是作为必需品的农产品，只要农产品的价格降低，养孩子的成本就会降低。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农业部门，人们对生孩子的需求不管从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来讲都是正的，其结果自然是人口增长，而非必需品和必需品的人均需求均没有太大变化。从1369年到1957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增长了1倍，耕地面积增加了5倍，人口增加了10倍，人均粮食产量却没有发生变化，原因就在于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以养人为主的农产品这种必需品上。这是前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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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品一般属于非必需品。在现代社会，技术变迁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导致非必需品变得相对便宜，对非必需品的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都是正的。也就是说，以工业产品为主的非必需品的技术变迁的结果必然是人均非必需品消费的增长，即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以必需品为主要成本的养孩子就变得相对昂贵，所以从相对价格效应的角度来说，对养孩子的需求就会减少。虽然技术变迁对养孩子的收入效应是正的[1]，但如果相对价格效应比较强，人口增长的速度就会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因此，当进入现代社会，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时，经济增长就表现为经济总体规模的扩张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增长率则表现为先增后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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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方式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前现代社会没有技术变迁，而在于前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农业部门，而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并由此导致对必需品、非必需品和养孩子的相对成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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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 二、谜题二：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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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欧洲的面积大致相当，分别是960万平方公里和1040万平方公里，但以2004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人口数为12.8亿，欧洲则为7.3亿，中国的人口总量将近是欧洲的2倍。中国的人口数量多主要是因为人口密度高，这不仅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东亚国家的特色。例如，日本的人口数量超过1亿，朝鲜和韩国的人口数量之和也有8000万，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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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亚地区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高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假说。一种是文化差异说，认为中国人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于传宗接代的需要有早婚早育的传统；而且对生儿子非常在意，通常要多生几个，因为一个儿子可能会中途夭折。这些早生多生的观念导致中国人口众多。另一种是宗教因素说，比如东亚的宗教都限制堕胎等。以上两种假说是从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进行解释的，但是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东部的人口密度大于中西部的人口密度，以及为什么汉族地区的人口密度大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密度，等等。如果是宗教的因素，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曾经是同一个国家，都信奉相同的回教，应该有相似的人口密度。但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1999年孟加拉国平均每平方公里有981个人，而巴基斯坦只有175个人，孟加拉国的人口密度是巴基斯坦的5倍，同样宗教的国家在人口密度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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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不同地区人口密度的差异主要与不同地区的养人成本有关。养人成本越低的地方，通常人口密度就越高。中国的地理特征是西部高东部低，西部地区最高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到东部沿海地区海拔则在几百米以下。这种地形条件受到太平洋季风的影响，使得中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5—10月。农作物的生长需要水分和温度两个重要条件，中国每年的5—10月正好是“雨热同期”，特别适合粮食尤其是高产水稻的种植。欧洲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但在欧洲文明起源的希腊、罗马等地，雨季主要集中在冬春两季，正是温度较低的时候。降雨与高温不同期，因此欧洲比较适合小麦与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不同作物的单产有很大的不同，中国1952年农作物的单产，水稻是每亩产161公斤，小麦是49公斤，玉米是90公斤，高粱是79公斤，小米是78公斤，甘薯是126公斤。水稻的单产是小麦的3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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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种适合种植水稻的地区，同样的面积里粮食产量较多，以粮食作为计价单位来计算，养人成本较低，养人数量较多，人口密度就会较高。欧洲适合种植小麦和发展畜牧业，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较低，以粮食作为计价单位计算，养人成本较高，单位面积所能供养的人数就较少。因此，欧洲的人口密度和总量历来就比中国低，大约只有中国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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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虽然曾属同一个国家拥有同一种文化和宗教，但孟加拉国适合生产水稻，人的生存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孟加拉国的人口密度就特别高。巴基斯坦比较干旱，适合生产小麦，所以人口密度就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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