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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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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第四讲 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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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一个文明鼎盛的天朝大国日益衰落，沦为备受列强欺压的贫穷弱国。近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满怀强国富民的理想和抱负，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探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新政权的领导人面临着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和管理体制进行经济建设，以迅速实现强国富民理想的问题。然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很低，为了能快速且一步到位地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强国、自立的目标，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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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主要分析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传统的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了解传统的制度安排背后隐藏的经济学逻辑。之后，我们要在此基础上探讨1959—1961年农业危机形成的原因，并对1978年前经济发展的绩效与影响进行简单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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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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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传统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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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位一体”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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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我对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经验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原因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1929年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一样，都是以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实现富国强兵为目标，并且起步条件同为落后的农业国。因此在两国目标相同、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中国借鉴苏联在短时期内迅速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的经验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可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要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就不能依靠市场的力量。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重工业是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具有三个主要特征：（1）建设周期长；（2）关键技术、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自己无法生产；（3）每个项目一次性的投入非常大，动辄上百亿甚至上千亿。但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以农业为主，剩余资金非常少，这意味着：（1）资金积累少，资金的价格就会非常高；（2）可出口的产品少，外汇少，外汇价格高；（3）生产分散，要动员资金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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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三对特性的比较当中可以看出，重工业的特性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首先，一个建设周期长的项目根本就没有办法支付高额的利息。其次，要进口机器设备，但是外汇少、外汇价格高，进口机器设备的价格又非常昂贵。最后，在一个剩余非常少的农业经济中难以动员足够的资金来发展重工业。对于一个处于发展早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它只要优先发展资本很密集的产业，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对银行进行干预，把银行利率压到远远低于市场利率的水平。同时，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所以政府必须直接干预汇率，人为地高估本币价值，压低外汇价值，这样，进口机器设备就会变得便宜，有利于解决外汇短缺、外汇昂贵的问题。关于资金动员问题，一个简便的解决办法是维持已建成企业的高利润作为下期的投入。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高建成企业的利润。首先，给予企业垄断地位，这样可以让企业为产品制定垄断价格，获得较高的收益。其次，压低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包括资金、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工人工资等。如果工人的工资被压低，为了使工人生存下去，就必须压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包括粮食、服装、住房、交通等一系列与生活有关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同时看到压低利率、高估本国汇率、压低原材料价格、压低工资、压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的内在逻辑。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要追求资金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那么至少也必须压低利率和低估外汇价值。对于后面其他几项措施的执行，需要视这个国家的行政干预力量有多强而定，比如拉美国家就普遍采取把原材料价格压低的做法，只是在程度上可能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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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这一套扭曲的价格体系安排称为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它通过扭曲的价格信号影响到每个企业。但是，价格信号被扭曲以后，市场均衡就会被打破。资金的价格被压低，重工业使用资金就相对便宜，轻工业、农业使用资金也变得便宜，对资金的总体需求就会加大；同时由于利率过低，结果会导致储蓄减少，资金的供给也会下降，总体上就会出现短期内资本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外汇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高估本币的价值，低估外币的价值，进口机器设备变得便宜，进口其他产品也同样便宜，所以会出现过量进口而外汇不足；同时，赚取外汇要依靠出口，在本币的价格被人为提高后，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导致出口减少，赚取的外汇也会减少。总体来看，就会导致外汇需求远远大于外汇供给，造成外汇短缺。同样的道理，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扭曲也会导致市场的供需不等。匈牙利有一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家叫科尔奈，他把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称为短缺经济[2]。科尔奈认为短缺是由社会主义的特性决定的，但我个人认为这其实是扭曲价格的特性所决定的。压低某种要素的价格，对这种要素的需求就会大于供给，需求增加而供给减少，就会形成短缺，短缺是人为压低价格所造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这些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配给制度。为了抑制物价，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被压得非常低，这时供给就小于需求。为了让每一个人有最起码的生活保障，即使是首相也必须每个月按照国家的计划配给进行消费，所以这种短缺显然与社会主义的特性无关。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国家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取代，市场竞争也就自然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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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是价格压低所造成的结果，这会导致对资金、外汇、原材料的需求全面大于供给。为保证短缺的资金、外汇、原材料用到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上，就不能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在这种状况下，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把所有行业排出一个优先顺序，而且要把每个行业里每个人所做的项目排一个优先顺序。光有计划还不行，还必须利用行政的手段根据计划对这些短缺的资金、外汇和原材料进行配给。通过这套扭曲价格和计划配给的体系，不仅可以让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建立起来，还可以保证它们拥有很高的利润。在改革开放之前，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的辽宁省的经济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因为当时在辽宁省主要是以重工业为主，重工业产品的价格定得非常高，所需要的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都被压得非常低，所以它的财政收入位于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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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成为新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基地得益于地理位置与能源优势（图为大庆油田“大会战”时期的“铁人”王进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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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要更好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微观管理机制也必须与市场机制有所不同。要把剩余集中投资到重工业产业上，就需要克服资金剩余控制的难题。假如这些企业是非国有的，剩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他们就会把这些资金投入到利润更高的产业中去，这些产业往往是轻工业。轻工业赚钱比较快，道理很简单。首先，轻工业需要的投资比较少，而且周转得比较快；其次，在这种计划经济之中到处都是短缺，轻工业产品也会短缺，产品卖出去的市场价格会比国家规定的价格高，所以利润也会高。正因为如此，在这种状况下就不能让这些企业为私人所拥有，必须由国家直接所有，才能掌握对剩余的分配权和指示权。比如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有一个政策提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会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因为不用再受列强政府和企业的欺压和排挤。但是，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民族资本就被全部收归国有。新建的工厂当然是由国家投资的，但对已经建成的工厂而言，如果它同样可以拿到各种低价的原材料，在生产的剩余为私人拥有的情况下，资本家就会把这些剩余投资到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以外的产业中去，为了保证这些剩余能够全部掌握在国家手里，就需要实行国有化，消灭私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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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所有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就被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全部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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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仅需要对剩余有直接的支配权，还必须能够对企业进行直接地干预，剥夺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的自主权。以苏联为例，苏联城市暴动的成功是靠着城市里的大企业厂长和工人，他们是共产党所依靠的主要力量。然而，1929年以后，厂长和经理的自主权被全部剥夺。这是因为在扭曲的价格体系下，一个重工业企业的产品拥有垄断市场，所有的投入要素都是低价的，所以能得到很高的利润。在没有竞争的状况下，难以确定盈利的合适水平。如果给盈利企业的厂长、经理以自主权（比如可以决定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那么经理可能就会利用职权损公肥私。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形是，生产产品被认为是重工业投入的企业（例如交通等）其产出价格被压得非常低，即使它同样可以获得廉价的投入要素，也必然是亏损的。但是在没有竞争的状况下，无法知道一个亏损企业的亏损尺度。如果给经理自主权，他可能会夸大亏损，国家也难以核实。所以，只要给厂长、经理自主权，他们就可能会利用这种自主权侵吞应该为国家所拥有的剩余，从而减少国家的投资资金。为了保证剩余真正掌握在国家手中，城市企业就必须都是国有的，并且企业毫无自主权。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管理有六个字的顺口溜，“人财物，产供销”。“人”是指企业不能决定它雇用什么样的人以及雇用多少人；“财”是指企业对收益没有支配权，所有的收益全部上交财政，再由财政根据需要进行拨款；“物”是指企业不能自主决定企业的资产和投资决策；“产”指企业不能自主决定生产哪种产品；“供”是指企业不能决定各种投入要素供给的来源；“销”是指企业不能决定产品卖给谁。国有企业厂长和经理的自主权基本上被完全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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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体系形成的根本原因。如果不了解这套体系背后的逻辑，看起来似乎缺乏理性，但是如果把背后的原因想清楚，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之下，从国家所有的角度来看，为了保证资源的最大动员以及剩余的最大化以投资于政府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三位一体”确实是最优的制度安排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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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之下，一个资金、资本都非常短缺的农业经济，想要优先发展资本非常密集的重工业，结果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这套体系不仅影响到城市中的制度安排，而且也对从1952年以后在中国农村出现的几个大的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巨大影响，甚至直至今日，这套体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作用也依然存在。这些制度主要包含有四个方面：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地区性的粮食自给自足和城乡隔绝的供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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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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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从1953年才开始的，统购统销的原因可以从《陈云文选》里的一篇文章找到一些线索。当时陈云是财政部长，他在1953年的时候发现，过去共产党号召卖什么产品，农民会抢先来卖，但在1953年以后，农民突然间不愿再把自己的农产品卖给政府了。所以陈云感慨说农民变了，但是这种转变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与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分不开的。在1953年之前，政府“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农民感恩，而且那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经济，跟农民的交易主要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的，并从不拖欠。所以，这时政府号召卖什么，农民都会积极响应。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城市里已经开始了工业化，为了创造城市里企业的高利润以作为下一期投资的来源，就必须压低企业的投入要素价格。当时企业的很多投入要素如棉花、工人的生活必需品、粮食都来自于农村，对政府而言，可以选择高进低出的方式获得农产品，在农村按市场价格买入，在城市压低价格卖出，但是政府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如果在农村里按市场价格买进，再在城市里按照低价卖出，那么在城市里压低价格就没有意义，无非是把由企业创造的剩余又转移给农村，就体现不出压低价格作为积累手段这种方式的作用。尽管这种高进低出的价格政策会使农民满意，但是却与政府动员资源进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相违背，所以政府必须通过低进低出的方式把农民的剩余转移到城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里粮商和棉商有的是由政府经营，有的是由民营企业家经营，有的是二者的结合。由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经营的棉花和粮食会按照市场价格支付，但政府购买的粮食和棉花却要指定低价。在这种状况下，作为理性的农民，当然会把自己的产品卖给民营的粮商和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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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政府只能通过垄断的方式才能一直以低价来取得所需要的农产品。于是，从1953年开始对粮食和棉花进行统购。统购就是规定农民要交售出满足政府购买任务的粮食和棉花数量以后，剩余的产品才能够卖向农村的农贸市场；在没有满足之前，就只能卖给国家，国家是唯一的购买者，因此可以自由定价。开始的时候，统购的只是粮食和棉花。但是，1954年以后很快所有的产品都要进行统购，统购的产品包括芝麻、花生、鸡蛋等。因为如果只压低粮食和棉花的价格，农民是理性人，就会少生产粮食和棉花，多生产那些价格没被压低的产品，所以很快所有产品的价格都被压低。同时，城市实行统销制度，统销是指卖给谁由国家统一计划，卖给哪些企业也是由国家统一计划，像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也必须按照国家统一计划（凭粮票、棉票和布票）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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