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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意味着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丰裕程度增加，因此相对价格变化，在图5.3中表示就是等成本线由C变为D。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面对新的等成本线，那么到下一期生产现在的产业、产品和技术选择就不再是最优的了，因为对应的生产成本会变得相对较高。有头脑的企业家出于节约成本的需要，就会更多地以资本代替劳动，改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去开发新的产品并向新的产业靠拢。这是成本结构变化对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拉动作用。同时，作了及时调整的企业在下一期末会看到成本降低、利润提高，这对该企业来说是一种激励，对其他企业来说就是一种挑战，这种竞争的压力以及技术变迁速度的加快又成为整个经济产业升级的推动力量。这种产业升级是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自发进行的，在整个过程中产业与技术结构都始终与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相符合，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不用承担政策性负担，没有寻租的借口，政府也不需要给予企业补贴，个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产活动是统一的，经济发展保持着高效率，剩余和资本积累也能以最快的速度增加，于是新的要素禀赋结构又带来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以上就是比较优势战略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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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了比较优势战略的基本概念和思路以后，对比之前提到的市场经济说、政府干预说和外向型经济说三种理论，就会发现这三种理论提出的解释“东亚奇迹”的增长因素实际上是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内生必要条件或结果。下面就来细述三个因素在比较优势战略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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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较优势战略与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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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企业家会根据价格信号不断自发地调整生产结构以适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从而带来整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但是，在这个自发的过程中，企业家可能根本不了解比较优势的原理，也不会去关心整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企业家始终了解的是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始终关心的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企业能够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做出正确的决策，就需要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充分地反映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变动能够充分并且灵活地反映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那么企业家在竞争的市场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会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品、技术以及产业。而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充分竞争是使价格信号充分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唯一途径。因此，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是按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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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在比较优势战略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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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是以市场为制度基础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角色和发达国家政府的角色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只要市场机制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那么政府除了维持社会治安、提供公共产品、克服外部性等属于“最小的政府”（minimum government）所应该有的职能外，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小的政府”并不是最优的选择。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已处于全世界技术边界的前沿，产品和产业结构也都是最高级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对于产业升级的下一个目标在哪、下一个技术创新会在哪个领域出现、下一种广开销路的产品将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很难预见到，只能让企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靠自己的判断去摸索，其中绝大多数失败，少数一两家企业成功，经济发展就靠这一两家成功的企业带动，政府既不拥有信息优势，发挥作用的余地也很小。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铱星计划”曾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关注，1998年还被中国科学院评入年度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一。当时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在全世界发射了四十几颗人造卫星，研制出一种手机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使用，这在通信技术上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但由于这种手机造价太高，每个用户需要支付5万美元，所以市场太小，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个例子说明越是前沿的技术研发就有越多的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对于如何规避这种风险是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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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要发展的产业和技术大多都是发达国家已有的，开发的产品也几乎都是发达国家已经生产过或仍在继续生产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并引进其技术，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得以赶上发达国家的所谓后发优势。但是，究竟以什么样的速度、以哪种产业的先后顺序去追赶发达国家，之间却有多种路径可以选择。我们知道，过去那种求快的以重工业为优先的发展路径是赶超战略的选择，是一种效率低下的选择，所以现在我们要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发展路线已经带有了很大的可预见性，政府就有能力和有必要在某些方面发挥适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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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比较优势战略中的第一个作用是对信息的收集和传播。发达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之后，下一个产业、产品和技术就变成了不可知的，只能通过企业不断地尝试错误去找到正确的选择。而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需要升级的产业、产品和技术有很多都已经是现成的，产业、技术升级存在路径依赖，现有的产业是否易于升级到这些新的产业、产品、技术？新的产品市场有多大？有多少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在往这个方向升级？要发挥后发优势需要掌握上述相关的信息。信息的收集处理成本相当昂贵，而处理好之后的信息传递起来成本则几乎为零，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如果每个企业都独立收集信息，又不能分享信息，就会出现重复收集信息的弊端，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这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根据该国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去收集产业、产品、技术的相关信息，在有很多产品都符合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还要了解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以及供给情况，以免造成过度投资和利润下降。政府收集的这些信息可以以产业政策的形式提供给企业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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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第二个作用是协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都需要新的投资，这不仅涉及生产本身的投资，还包括很多配套的互补性投资，如原材料、零部件等，如果这些投资不能到位就会对产业升级造成影响，这时就需要政府进行相关企业间的协调。第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升级必然会伴随着很多企业没有办法内部化的外部性问题，如金融结构、劳动力教育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这些外部性问题是任何单一企业都难以内部化的，只能靠政府发挥作用来解决。第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必然会有利润，尤其在利润较高时，企业很可能会一哄而上，本世纪初互联网产业的泡沫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一哄而上的潮涌行为造成的投资过剩。政府如果事先掌握了产业的相关信息，就可以通过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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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协调作用的必要性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在欧洲第一个使用印刷术的是德国的古登堡在15世纪的时候。古登堡原本在一家书店工作。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生产依靠手抄，效率低下且成本高昂。当时，一般书店没有存货，只是与一批抄书的人保持固定的关系。通常有钱的贵族先到书店订一本书，把内容、规格、质量、纸张等标准讲清楚，付给书店一部分订金，然后书店再找人来完成这本书。因此，当时的书店就不需要资本来维持存货。古登堡改用以铅造字模的活版印刷以后，一方面书店要投入大量的资本购买昂贵的铅造字模和其他印刷设备、印刷材料，另一方面因为印完的书籍不能马上卖掉还需要一部分资金来维持这些存货。而且，当时的印刷技术也很难达到手抄书的质量水平，很多人难以接受，于是就产生了比较多的存货。在这种状况下，应该有资本市场对这类拥有先进技术的书店进行融资，但在当时并没有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古登堡的做法是说服了一个贵族对他进行投资，但因为书店长期不能营利，贵族便对书店撤资，最终导致了古登堡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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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1400？—1468），在西方被认为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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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制度的变迁应该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进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和金融制度都已处于世界最前沿，金融制度的升级难以预先设计，只能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自发地以尝试错误的方式缓慢地升级。但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会有很快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速度，金融制度需要与产业技术同步配套升级。金融需要有一定的监管，才能避免道德风险，这种快速的金融制度变迁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才能避免可能的道德风险和系统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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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最后一个作用是对企业进行外部性补偿，这种补偿一定是有前提的。政府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可以制定出一些产业政策，但并不能保证这些产业政策一定是正确的。如果政府的产业政策失败，那么率先响应政府政策的企业就要亏本甚至破产。这种破产对市场上的其他企业来说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可以避免同样的投资活动。如果产业政策正确，率先按产业政策投资的企业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会吸引更多的企业来投资，市场竞争会增加，率先投资的企业的利润会被摊薄，因此，不管成功或失败都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有益的信息。但是这也造成了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失败的成本是由一个企业承担，成功的好处却是全社会共享，所以没有哪个企业会愿意去做第一个尝试者。由于有这种信息外部性的存在，政府应该通过提供一定的补贴来鼓励一些企业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补贴的方式可以是给予按产业政策投资的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也可以是较低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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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比较优势战略下制定出的产业政策与赶超战略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有很大的不同。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前者保证了企业有自生能力，而后者做不到。在赶超战略下，企业因为没有自生能力所以需要政府给予很多的保护和补贴。而在比较优势战略下，对于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只需要提供很少的保护补贴，帮助企业克服一些外部性问题。可以以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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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何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德国取得成功而在中国、印度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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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赶超战略，19世纪末德国的发展经验就经常被用做支持赶超战略的例证。1870年，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提出“铁血”政策，支持重工业、军事工业发展，使德国在很短时间内从一个农业经济转变为一个现代工业经济，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变成欧洲的强权。俾斯麦提出的“铁血”政策与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赶超战略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看非常相似，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但是同样的政策处在不同的要素禀赋条件之下，所起到的效果会截然不同。根据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的资料，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德国在1820年的人均收入相当于英国同年人均收入的62%。在俾斯麦提出“铁血”政策时，德国的人均收入是英国人均收入的57%。人均收入水平是反映要素禀赋结构情况的一个很好指标，人均收入水平高，人均资本拥有量必然多。“铁血”政策发展的是钢铁等重工业，虽然资本密集，需要的资本投入量大，但是，在工业革命时就已经有所发展，到19世纪末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不算是最先进的产业，而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最发达的英国的60%，也不是资本非常短缺的国家。但是由于和农业相适应的金融较为分散，资金动员能力较低，因此“铁血”政策使用国家的力量来扶持这些重工业，实际上等于用国家的力量来克服重工业投资在金融安排方面的困难。因此，这一发展战略实际上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升级、运用产业政策提供协调的一个范例。相对而言，其他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在50年代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以1990年国际元衡量，人均收入只有500到600，仅为美国的5%，也只有德国在1870年时人均收入1821的1/3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德国与中印两国在推行重工业时要素禀赋条件的差距，德国实际上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政府发挥的只是协调作用，而中国和印度则完全是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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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出发点是以武力统一德国，因此在统一后继续强调军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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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均收入与汽车产业政策的成功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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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比较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等国家二战以后的汽车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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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50年代发展起钢铁产业和造船业，到了60年代随着资本和技术的积累，已有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日本通产省在60年代中提出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按1990年的国际元为单位计算的购买力平价，1965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13419，日本的人均收入是5934，已经达到了美国的40%，代表当时的日本已不再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到60年代航天产业、计算机产业都已经出现，汽车产业也不是当时最先进的产业。日本通产省在提出汽车产业政策时，原本只想保护丰田和日产两家汽车厂，但是当时有十几家重工业企业（包括生产摩托车的本田、钢铁的三菱、铃木、马自达、日野等）都想进入。最开始通产省给这些企业施加压力不让其进入，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政府支持或补贴，但是这些企业在违背日本政府意愿的情况下，依然在后来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成功。按照自生能力的定义，如果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政府的扶持，一个企业能够依靠正常的经营管理获利并生存下来，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所在的产业必然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所以日本在60年代中的汽车产业政策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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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本田等汽车企业都是日本在成功地发展了钢铁、造船、摩托车等产业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