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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在50年代也提出过汽车产业政策，但在人均收入方面，1955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10897，中国的人均收入是575，印度的人均收入是676，也就是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5%—6%，与日本发展汽车产业时的条件相距甚远。50年代，中国的钢铁产业尚未发展起来，其他的相关部件制造业也可想而知。当时的长春一汽雇用了50多万人，一个厂相当于一个城市的规模，就是因为所有部件都要靠自己生产，产业基础完全没有建立起来。印度也同样。所以日本的汽车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取得了成功，中国和印度发展汽车产业违背了当时的比较优势，因而只有长期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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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在70年代开始推行汽车产业政策时，人均收入为日本的30%、美国的20%。其发展汽车产业的基础与日本有一定差距，但又比中国和印度好一些，相应的政府的保护补贴就比中国和印度少一点。韩国70年代的汽车产业政策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建立的三家汽车厂倒闭了两家，只有现代汽车这一家生存了下来，到现在发展得还不错。1991年我到美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旁边坐着现代汽车公司在美国的总裁。我对他说，韩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把汽车卖到美国，令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非常羡慕。但他却告诉我，现代汽车在美国已经连续亏损多年。企业在国外市场上亏损却没有关闭，就意味着在国内市场有国家给予的各种保护补贴，包括通过贸易壁垒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对国内市场提高价格，用国内消费者的钱去补贴在国外没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因此韩国汽车产业这部分的成功也是有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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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产业政策在不同的国家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就是由作为政策制定背景的要素禀赋结构或者比较优势所决定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就能够成功，比如德国在1870年的钢铁、重机产业政策和日本在60年代的汽车产业政策，相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就只有失败。一个产业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可以通过政府对该产业的补贴情况看出，如果产业在建立起来之后还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那它就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因为需要补贴就说明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相反如果只需要政府在建立之初给予一定的扶持以扫清信息、协调、外部性等障碍，之后就能在市场竞争中靠改善经营管理等获取正常利润，那就说明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政府的扶持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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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差距，只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差距来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加速技术创新的步伐，发展中国家就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信息收集、协调性的产业政策以及对企业的外部性补偿等方式发挥适当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后发优势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加速资本积累和产业、技术结构升级。同时，政府发挥任何作用都要以遵循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为前提，既不能一味追求速度也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经验，还要维持一个竞争的市场以保证价格的灵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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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比较优势战略与出口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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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中可以看到发展成功的国家一般出口的比重都比较大，发展失败的国家出口比重都比较小。例如，中国在2003年贸易依存度达到了70%，而在1978年却只有9.5%，外向性程度大幅提高。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国家的外向程度实际上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的。如果实行赶超战略，一方面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现在要自己生产，所以进口会减少；另一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资源被转移去优先发展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以也很难发展起来并出口产品到国外。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直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在1978年以前主要出口的产品却是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业品，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因为得不到资本而发展缓慢。所以说，实行赶超战略进口和出口都会减少，经济就表现为内向型。一个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那么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不发展而采用进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多发展，其产品必然大量出口。当然，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由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内生决定的。如果有最优的产业结构，也就会有最优的出口程度和进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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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现实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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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会有竞争力，企业靠自己改善经营管理就可以获得正常利润，政府可以减少补贴，社会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而按照赶超战略发展，经济就会变得没有效率，还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既然比较优势战略有这样大的优越性，那为什么从二战后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情况来看，有那么多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都选择了赶超战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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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问题时，需要看到短期和长期的差别。假如现在有两个发展中国家，初始的经济规模一样大，一个国家采用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一个国家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短期之内，采用赶超战略的国家重工业确实会迅速建立起来，满足了当时很多刚刚独立或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快速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但是从长期、动态的角度看，这个国家所创造的剩余却很少，因为它所扶持的产业即使有剩余也是从其他产业部门里转移过来的，而真正能够创造剩余的产业却因为得不到资本而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得不到积累，经济规模也就扩张得非常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和危机，所以赶超战略支持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像上面讲到过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因为创造了很多的剩余，经济规模也扩张得非常迅速。因此，两个国家从长期比较起来，当然是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发展较好，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谓“欲速则不达”，这是短期的赶超和长期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但是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精英都看不到这个矛盾，只看到本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并急切地想要弥补这一差距，却不知道产业、技术结构都是内生变量，不能靠直接干预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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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同样是抱着赶超愿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东亚经济改变了传统的发展战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并经过三四十年的积累最终赶上甚至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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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东亚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政治领导人或社会精英懂得主动出击，而恰恰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东亚经济在50年代时也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一样想采取赶超战略。例如中国大陆在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一五”计划时，日本的通产省曾有一份报告评价说，如果日本不能像中国那样赶快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那么二三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强国，而日本会远远落后于中国。当时台湾当局为了反攻大陆作准备，也非常希望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和国防，而这些都需要重工业的支持。但是，它们最终都没有推行起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原因就在于赶超战略是一种效率非常低下的发展战略，需要有很多可以动员的资源来支持才能得以维持下去，而资源动员能力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二是人口规模的大小。例如，同样是计划经济，苏联一直维持到60年代增长速度还非常快，主要原因就是苏联是人均自然资源在全世界最丰富的国家，人口也有两亿多，所以增长可以维持四五十年。在五六十年代很多拉美国家也有这种增长，一些非洲国家和南亚国家也是如此。再如中国，中国有广大的农村和巨大的农业人口，只要利用价格剪刀差就可以将农村的剩余转向城市发展工业。相比之下，东亚经济基本都是人口不太多、中等规模，而人均自然资源极度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重工业，就只能通过财政赤字来筹资，财政赤字依靠印制钞票来弥补，不到一两年就会引发高通货膨胀。高通货膨胀最容易失掉民心，为了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这些东亚经济只能先后放弃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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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通货膨胀是国民党在统治时期迅速失掉民心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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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但发展的结果毕竟是成功的。作为学者最重要的就是追根溯源，实现恩格斯所讲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我们研究“东亚奇迹”不仅仅就是为了研究这一现象，而是要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推动因素是什么，从而将这些因素借鉴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推动更多国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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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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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三、针对一些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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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行比较优势是否会永远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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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容易被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以引进技术为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区段，是否就会丧失掉自主创新能力，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其实道理非常简单，能否赶上发达国家不在于现有的经济水平，而在于发展中的相对增长率是什么样的。如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以比较优势作为其产业和技术选择的指导原则，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一定高于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主要依靠引进，与发达国家的研发相比成本低了很多。技术创新速度快，资本回报率高，资本积累的意愿就高，发展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正说明了这一点。随着资本不断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得到提升，产业结构也会相应赶上。也就是说，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发展中国家最后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同时，随着要素禀赋结构接近于发达国家，需要自主创新的产业、技术也会相应增加。发展中国家虽然以引进技术为主，但是自主创新的领域依然随处可见。在现实中不难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一直都在提高，而不是因为引进增多就逐渐丧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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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并且没有比中国更发达的国家同在这一领域生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普遍比发达国家落后，某些产品在发达国家已经被淘汰使用或因不符合比较优势而不再生产。这时在同一产业内已经没有更发达的国家进行生产和技术的创新，如果中国仍不放弃这个产品，并想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就必须自己去开发和研究新技术、新产品。例如在80年代以前，全世界摩托车产业最发达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摩托车的技术主要是从这两个国家引进的，中国的第一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嘉陵就是与日本本田合资的。但是，随着日本和德国的摩托车生产厂家相继退出摩托车生产领域，中国很快就变为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国。中国现在每年生产摩托车1000多万辆，其中400多万辆都是由重庆生产的。2006年我去重庆访问时，听一位官员讲到重庆一年的摩托车专利申请就有1800多项，平均每天5项，这种频繁的自主创新正是由行业龙头的地位和压力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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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摩托驰骋在非洲的绿茵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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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一些高端行业如计算机等，技术引进的空间相对较大，但引进中依然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些创新，以避免原样照搬所造成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这种技术的本地化创新工作主要体现在生产流程方面。发达国家劳动力较为昂贵，因此自动化程度普遍较高，大量机器设备代替手工。相反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劳动力价格较低，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用劳动力替代设备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同样是中国的例子，扬州的邗江区杭集镇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开始生产牙刷，最早的工艺可以追溯到以猪骨为柄、猪鬃为毛的时代。8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政府的号召下镇上很多人开始重拾牙刷这一传统行业，有五位韩姓的兄弟也加入到了这一行列。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五兄弟渐渐发现他们的牙刷利润不高，市场份额也极难扩张，其原因就在于生产的人太多，产品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于是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思路。终于在1993年，五兄弟当中的韩国平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一个外国机械展上，对一套德国产的牙刷生产设备产生了兴趣。当时杭集镇手工生产的牙刷主要有两个大的缺点：一是掉毛，二是毛的切面太过粗糙。这套德国设备正好克服了这两大缺点，只是每套设备要价300万元，这在当时对一家民营企业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但是韩国平仔细研究后发现，克服两大问题的工序主要是最后的装毛和打磨两道，之前的工序完全可以用人工替代。而单独引进最后两道工序只需要80万元，比全部引进节省了220万。按十年的折旧期计算，平均每年节省出22万，加上贷款利息还要更多。相比较扬州90年代初农村地区的人均月收入仅为300元，即使按500元计算，手工替代部分需要四个人完成，那么年均劳动力成本也不过才24000元，只占了机器成本的一个零头不到。韩国平正是凭借这一改进的引进程序迅速扩大了生产，以价廉物美的产品为基础，打造出享誉全国的“三笑”品牌，并一举拿下了国内70%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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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某些领域当中，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虽然仍存在着差距但差距已变得较小。可能除了一两个核心技术之外，其余的所有技术都已经被全部掌握，而发达国家有时不愿意将这一两项核心技术出口给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对这部分技术进行集中攻关就变得非常有利可图。在廊坊有一家出售天然气的公司叫新奥集团，它们的天然气输出主要有管道和瓶装两种方式。其中瓶装天然气需要特殊的钢管以保证安全，以前钢管全部从国外进口，后来国内虽然也开始生产，但是对安全因素至关重要的封口技术依然没有解决。新奥当时的想法是邀请拥有这项技术的美国某厂商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引进这项技术，却遭到对方以这样会“自己现在有饭吃、儿子将来没饭吃”为由拒绝，于是自己组织研究小组进行攻关，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成功，让美国厂商大叹“自己也没饭吃了”，追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