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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田和工厂车间有着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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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想获得集体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就要为此付出一定的监督成本，但是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过高，而且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当年凤阳县派出17个干部到小岗村监督18户村民，这些干部吃住在农民家中造成很大负担，结果当年的生产反而更差了，而实行包产到户可以完全节省掉监督成本，因此，单家单户的生产虽然牺牲掉了规模经济但还是要比监督不完善的集体生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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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通过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也可以看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作用。从1978年到1984年，以总增长为基数100进行计算，各种投入要素的增加（如土地、化肥、机械化、劳动人口等）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4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制度变迁）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47，无法解释的剩余为7。7年内农业增长了42%，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大约为20%。但是，与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不同，制度变迁带来的产出增长是一次性的。通过实行包产到户可以一次性地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例如从每天有效劳动4小时提高到12小时，但却不能继续提高到16小时，因为，劳动力总要吃饭、睡觉。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到了1984年农业增长速度会下降，因为截止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推广已经结束，制度变迁所贡献的那47个增长点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因此产量增长会有明显的下滑。此外，关于谷物增长为负的现象，非但不能解释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反而应归结为它的好处。1978年，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对粮棉收购价格进行了改革，并承诺全收，但由于粮食的连年增产造成政府的粮食储备越来越多，有的地方甚至要借用小学教室来存放粮食，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和浪费。因此从1985年开始将统购改为订购，政府与单家单户的农民订立收购合同，价格按照“倒三七”的比例，即30%按照原来的统购价，70%按照超购价计算，这样新的订购价就低于原来的超购价，而且超过订购的部分还要“随行就市”以市场价格出售。这一政策的转变对于政府来说是甩掉了一个财政补贴的包袱，但对于粮农来说因为粮食边际价格下降，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也就随之下降。相应的，其余蔬菜、水果、畜产品等农产品的市场则放开，价格相对上升。在这种比价变化下，农民将粮食生产转向其他农产品生产，因此才会造成1984—1987年的粮食产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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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但搞对了，而且是中国农村改革最大的成就，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两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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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二、改革后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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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粮食安全问题与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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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粮食问题攸关国计民生，因此常常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将自己的饭碗端在别人手里，所以大多数国家采取粮食生产自给自足的政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为了保证能够养活十几亿的人口，粮食问题在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却对粮食安全提出了几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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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逐步推进，新建工厂、道路、住房等都要在农村占用大量土地，造成农业用地数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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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之高，虽然现在人口增长率已经有所下降，但每年净增加人口数量依然相当庞大，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自然也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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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的直接消费会有所下降，但对肉蛋等副食食品的需求反而会增加，肉食均由粮食转化，因此总的粮食消耗量还是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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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土地减少会影响到粮食供给，另一方面需求还在不断增加，结合起来看粮食问题就显得比较严峻。中国的粮食问题不仅引起了国内的足够重视，在国外也很早就受到了关注。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1994年的时候曾发表文章，预测中国到2020年进口粮食将达到2亿到3亿吨，这已经超过了全世界粮食贸易的总量。也就是说，到2020年，将全世界出口的粮食都投向中国还不能满足中国的粮食需求，而世界其他国家还有很多饥饿人口得不到粮食。因此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粮食问题曾一度被用作支持当时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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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粮食问题的解决还要从问题的起因着手。粮食需求的增加一定要满足，而针对农地不断减少的现状，就要想办法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产出增加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增加要素投入，二是改进技术，这两种措施都需要政府的相关政策提供一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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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自由化和价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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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无论是购买更多的化肥、工具还是付出更多的劳动，增加要素投入的生产决策都必须由农民做出。前面讲到农民都是理性的人，投入更多必然期待更多的回报，这就需要保证增加的产出所转化的收益必须有一部分能够回到农民手中，否则，农民生产出可供全家消费的粮食就已经足够，不会有积极性去生产更多。但如果随着粮食需求的增加，粮食价格能够不断上涨，农民就会有积极性去增加各种投入，采用新的技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卖到市场上来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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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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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要增加粮食单产，最重要的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因为增加化肥等其他要素投入到一定程度就会使边际产出递减，对耕地的过度开发还会导致环境问题。但与工业技术创新有所不同的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国家，农业科研的资金也主要来自于政府，这与农业科研的特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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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业科研一般周期较长。例如，杂交水稻的研究周期相对较短，但是袁隆平培育出一个新的杂交水稻组合一般也要四五年的时间，培育一个新的常规稻品种可能要七八年甚至十年的时间。如果要培育一个新的动物品种，比如瘦肉型的猪，可能要花20年甚至3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农业科研成本巨大且收效缓慢。第二，农业科研成果很难进行市场化。农产品的品种改良，除了一些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必须每年购买种子，大多数品种只要买一次，农民接下来就可以留种自种。更重要的是，农业科研最终的受益者不是农民而是消费者。因为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推广，农产品价格就会下降，农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受益的只有消费者。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谁受益，谁付费”。但是一般消费者不会主动支持农业科研，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可以以税收的方式从一般家庭收取费用，然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支持农业研究。只有依靠政府支持才能克服农业科研周期长、风险大，即使研究成功也不易市场化的缺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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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粮食适度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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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可以分为土地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粮食属于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例如，中国现在种一亩小麦大概要用七八个工（即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作量）；种一亩玉米也要七八个工；种一亩水稻要十五六个工；种一亩蔬菜大概需要两百个工。很明显，蔬菜就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中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较少，因此总的来说，对于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就不具有比较优势。美国虽然劳动力昂贵，但因为美国的土地非常丰富，所以粮食生产占有优势，粮食价格也相对较低。中国与日本、韩国在2000年后的几年内的贸易摩擦都源于这两个国家想对中国的蘑菇、竹笋以及大蒜等农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这些都是蔬菜类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说明中国对这类农产品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如果能适度地进口我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类农产品，把部分土地解放出来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就可以扩大出口，增加农民收入。这是对资源配置的改善，同时，只要粮食进口逐渐增加，让国际上的余粮国能够有时间增加产量，并且将进口比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不会影响到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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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农问题”及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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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农民与农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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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村改革的成功，中国政府把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从1985年开始推向城市，带来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到了90年代末，“三农问题”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高度重视的问题。对“三农问题”的一般说法是“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这三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纳为一个，就是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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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仔细研究中国的农业，就会发现农业生产不是主要问题。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农业生产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6.2%。这个速度从实证的角度无论横向与纵向比较都是相当高的。从理论上看有一个简单的规律可以参考：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能够长期维持3%的增长，就是很可喜的成绩。这个数字计算的根据是，一般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不超过2%，因为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相当小，有的接近于0，所以农业增长只要比人口增长高出一个百分点，基本上就能够满足国内需求。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即使是在1998—2003年这段被认为是“三农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农业增长速度也达到了4.3%，而同期人口增长只有1%，远远超过了农业增长比人口增长快1%的标准。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中“农业真危险”的说法至少对到目前为止的农业生产情况来说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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