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493210
1704493211
1704493212
1704493213
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841]
1704493214
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第十一讲 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公平与效率统一，实现和谐发展
1704493215
1704493216
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842]
1704493217
一、改革的成就与现存的问题
1704493218
1704493219
收入分配是中国当前最受关注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32年的持续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9%，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6.3%。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3年到2007年，中国的增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国内生产总值连续5年增长速度超过10%，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28.5%。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新的矛盾不断出现。
1704493220
1704493221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说国有企业是“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盈利”。现在国有企业的盈利问题已不再是主要矛盾，很多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已经民营化，剩下几家大的国有企业盈利很高。目前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的重点是如何提高竞争力的问题。又如过去金融体系脆弱，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比例非常高。经过近几年的努力，这几家国有银行的呆账、坏账比例都有明显下降，其中三家已经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成功上市。股票市场也实现了全流通，2006年开始出现牛市。
1704493222
1704493223
1704493224
1704493225
1704493226
金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十分看好中国未来的投资前景
1704493227
1704493228
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过去的主要矛盾逐渐缓解之后，次要矛盾由于持续地恶化，现在变成了主要矛盾。自2003年以来，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的“三过”：（1）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相对不足；（2）货币信贷投放过多；（3）外贸顺差过大。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投资增长过快，过快的投资增长形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就要出口到国外去，于是导致外贸顺差过大。长期的外贸顺差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为了收购这些外汇，国家必然就要增发货币，于是导致了货币增发过快、银行贷款过多等一系列的问题。
1704493229
1704493230
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在进行宏观调控，希望把投资的增长速度压下来，但始终未见奏效，原因就在于未能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投资增长过快实际上是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加重所造成的。个人的收入不是用来消费就是用来投资，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较高，但是，缺乏可消费的资金；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较低，消费不了的那部分收入就只能用来投资。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为平均的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加深，一部分的地区和个人先富了起来，结果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待业、失业以及退休的低收入群体。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5，比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还高出0.05。此外，还出现了一系列如“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虽然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的生活条件与过去相比应该是改善了，即使在贫困地区基本的温饱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但由于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社会上的不满情绪逐渐开始蔓延，甚至出现了一种怀旧思古的情绪，认为过去虽然穷，但穷得平均，现在虽然比过去富裕了，但与那些先富、快富起来的人相比，很多人反而显得更穷了。
1704493231
1704493232
总的来说，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宏观经济的治理，也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建立。社会上对于改善收入分配问题有很多呼吁，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2005年和2006年讨论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时候，有人提出要提高对富人的征税，将这部分税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补贴给低收入群体。但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已达到了45%，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已经属于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而我认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执行的问题而非税率的问题。结果这一观点在网上引起很多人的不满，认为我是在替富人说话，当然这也反映了一种情绪，就是认为现在富人太富了。其实中国的富人和外国比起来还差得远，仍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应该让穷人的收入增长得比富人快一点，这是当务之急，但不应该是通过二次分配“劫富济贫”的方式。
1704493233
1704493234
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与时俱进的重要方针，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的时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内容一是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二是在全面发展过程中要做到“五个统筹”，即城乡的统筹、地区的统筹、社会与经济的统筹、人与自然的统筹，还有国内、国际市场的统筹。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解决民生问题。2007年和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很多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政策措施。
1704493235
1704493236
1704493237
1704493238
1704493239
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843]
1704493240
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二、比较优势：在一次分配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1704493241
1704493242
中国如何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现在既然要强调民生、强调和谐，那么中国就要更加注重二次分配的公平问题，政府就要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初次分配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寄希望于二次分配，我个人认为，这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因此我的主要观点是，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而把二次分配作为补充手段，解决初次分配可能会遗留的一点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反对二次分配。当前的分配制度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也就是说初次分配可以不照顾公平，然后由二次分配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既不能实现效率，也无法达到公平。但是如果要在一次分配中就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会不会又像我们所讲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成为无法实现的空想呢？
1704493243
1704493244
“初次分配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至少应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经济增长要快，整体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这一点非常重要。经过32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在201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4428美元左右，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只有美国的5%，因此要继续注重效率，加快经济增长。至于第二层含义，何谓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是指在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富人，这样才有望达到公平。而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使得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改善，兼顾科学发展观中提到的“五个统筹”，关键就在于我一再强调的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和技术。
1704493245
1704493246
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总的来讲还是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按照这个比较优势来发展，首先，就会形成很多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当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从而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众所周知，穷人和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穷人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多少可以获得收入的资产，而富人的收入增加主要靠资本，用资本雇用别人去赚钱。如果中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创造出很多的就业机会，就可以让那些依靠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收入的穷人得以充分就业，从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次，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中国就能提高竞争力，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从而获得最大的利润和剩余，资本就会快速积累，而劳动力的增加受人口增长的限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就会不断改变，从劳动力较多、资本较少，逐渐变为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这个转变过程也体现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如果出现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的局面，要素的稀缺程度反映在价格上，就是工资不断上升，资本回报不断下降，也就意味着穷人拥有的资产不断升值，而富人拥有的资产不断贬值，在此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不断得到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地区之所以被称为“东亚奇迹”，就是因为它们一方面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不断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这是有实证经验支持的。
1704493247
1704493248
前几年我提出过一个“小步快跑”的概念，就是指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的每一步都非常小，但是非常快，那么在少则二三十年，多则一两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就能够赶上发达国家。然而，多数人只看到了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高，发展中国家产业技术水平低，产业技术水平又确实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力和收入水平，于是就有人希望一步登天，尽快发展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和技术行业，从而迅速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这实际上是一种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 strategy）。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国情，如果落后国家采用赶超战略大规模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就没有竞争力，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发展效率也会非常低下，而且还会导致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资本过度密集，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只拥有劳动力的低收入者不能正式进入就业市场，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失业和隐性失业迅速增加，并且，由于就业岗位竞争激烈，已就业的人的工资也会受到抑制。更为严重的是，这个问题还会不断恶化下去，因为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要想生存只能靠国家的保护和补贴。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进行投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政府，但是在市场经济国家，就只有靠富人去投资，那么补贴的钱从哪来？只能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政府税收补贴政策等）来自于那些没有对这个产业进行投资的穷人。只拥有劳动力的穷人不仅工资受到抑制，而且有限的工资还要用来补贴富人，收入差距就会加大，财富分配不公现象凸显。在没有实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农村的失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但是无法进入正式的就业市场，就逐渐在城市里形成了贫民窟。当然，落后国家也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几个高端产业、大集团、大品牌，但是这些产业的利润也基本上要靠保护和补贴来维持，这是一种财富转移，并不是企业真正创造的剩余。绝大多数有就业能力的人本来可以去发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是由于缺乏资金，他们无法形成生产能力，也无法多创造剩余。因此整个社会的剩余数量都非常少，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也非常缓慢。
1704493249
1704493250
实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开始的时候，在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下，依靠投资在一定时期内拉动经济快速增长；随着剩余的减少，投资的乏力，经济增长减速，就开始寻找国外资金，再维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最后，等到外债到期需要偿还的时候才发现建立的产业没有竞争力，无法创造利润来还债，于是就演变成了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还可能出现我们经常批判的所谓“坏的市场经济”，意指在赶超战略下发展的产业需要政府的保护和补贴，而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对于那些能够投资于这类产业的人来说，相对于提高经营效率，他们寻求更多政府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这样就会产生很多的寻租行为。
1704493251
170449325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洲实行的是“二次进口替代”策略，发展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实质就是一种赶超。结果导致创造就业不足，财富分配不公，城市里出现大量贫民窟。在大量失业存在和社会矛盾上升的情况下，他们普遍走向了所谓的民主政治，政府为了收买选票，提出了非常诱人的社会福利政策主张，结果形成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交替出现。这就是拉丁美洲现在所处的困境。
1704493253
1704493254
1704493255
1704493256
1704493257
“拉美陷阱”是以错误的发展战略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苦果
1704493258
1704493259
中国现在的分配制度是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但是我们并不是在没有政府保护和补贴的条件下以市场竞争能力来定义效率。在政府保护和补贴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企业可以有相当高的利润，但利润实际上是由保护和补贴形成的，是一种财富转移，这必然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在大量社会问题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如果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的困境。因此，我不太赞成“一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的提法，我认为应该在一次分配上同时解决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二次分配作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