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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经济危机至今，已有近六年时间，为什么发达国家还走不出危机呢？根本原因是发生危机的这些国家，经济当中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如果结构性问题不解决，经济就很难真正反弹，恢复正常的活力，达到长期3%的增长率。结构性改革很重要，大家都清楚，发生危机的国家自己也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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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呢？究其根源，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什么？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高福利、高工资国家必须降低工资、减少福利，政府的财政赤字必须减少，金融机构的高杠杆必须去杠杆化。如果发达国家真能这么做，生产成本就能够降低，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就有竞争力，这些国家就能够创造就业，维持经济增长。金融机构如果能够进行去杠杆化，抵抗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就会提高，经济就会比较稳定。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去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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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是这些结构性改革在推行的时候，会减少消费，减少投资，减少需求，经济增长率会下滑。为什么？工资和福利减少了，老百姓的消费当然就减少了；政府财政赤字减少，政府支撑的投资和消费就会减少；金融机构去杠杆化，贷出去的钱不管是搞投资还是搞消费都会减少。这种情况下进行结构性改革，一定是投资、消费减少，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失业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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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现在失业率已经这么高了，任何政府都很难推行那些可能让失业率进一步上升的措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每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欧洲央行在给南欧那些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援助时，受援国要承诺获得援助后进行结构性改革，但当这些国家领导人拿到援助回国真正推行结构性改革时，国内马上就会出现游行、抗议、社会动乱，改革措施无法推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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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是目前发达国家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发生危机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这并不是发达国家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后才有的特例。实际上，过去每一次金融危机以后，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进行了结构性改革经济才得以恢复活力和正常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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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过去如何来解决这个矛盾呢？过去发生金融危机的通常是发展中国家，危机发生以后，发展中国家通常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开出三个药方，也就是三把斧头。第一个建议是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家长久竞争力和风险抵抗能力；第二个建议是货币大量贬值，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利用其在国际市场的扩张创造的就业和需求来对冲结构性改革所产生的收缩效应。当然这两个政策要推行下去总需要一段时间差效果才能显现，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给它们一笔过渡性贷款。这是过去在解决金融危机后恢复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问题上的三把斧头。这三把斧头在发达国家很难适用，像南欧那些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使用的是欧元，不能自己贬值货币来增加出口以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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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欧元区可以决定欧元贬值来增加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的出口，问题是美国也有这些问题。美国从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到现在还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美国跟欧元区国家同样是发达国家，它们的产品在国际上是竞争的。如果欧元区想用欧元贬值的方式给南欧国家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那抢走的会是美国的市场。美国当然不乐意，所以就会用美元贬值的方式来对冲欧元的贬值。还有日本，日本1991年到现在还没有走出危机，它会乐意吗？当然不乐意，所以它也会通过货币大量增发让日元贬值来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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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这些发达国家都无法推行结构性改革，很可能像日本在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以后那样，经济增长长期疲软，真实失业率一直停留在相对较高的水平，政府财政税收增长放慢，财政赤字的积累急剧加快，出现所谓“遗失的数十年”（lost dec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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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前，日本是财政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积累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60%，在发达国家中是非常低的，但现在日本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40%。发达国家目前普遍的情形是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00%，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可能会像日本那样，政府财政赤字积累非常快，从100%逼近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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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下，各国中央银行为了降低政府举新债还旧债还本付息的负担，一定会推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压低利息，减少政府的举债成本。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当利息非常低、货币政策非常宽松时，短期投机就会受到鼓励，从而把国内股票市场炒得非常高。比如，现在美国道·琼斯指数已经超过了2008年的高点，如果说2008年金融市场有泡沫，那么在目前实体经济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却比2008年还要高，这不是泡沫更大、更危险吗？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包括华尔街的那些投机家。因为泡沫是不可持续的，任何信息、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风险会很大，实际回报率会非常低，华尔街金融家把这种风险非常高、回报率非常低的情形叫做“新常态”，而这种新常态会维持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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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现在资金成本非常低，它们的货币又是国际储备货币，货币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流动，就会鼓励资金大量地向国外进行短期投机，首先会进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包括黄金、石油等，然后把价格炒得非常高。大家知道有泡沫，任何信息都会造成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起大落。2013年黄金价格两天内突然下跌10%，导火索就是地中海的小国塞浦路斯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中央银行称可能要抛售黄金储备。一个小岛国能有多少黄金？就是这样一条信息导致了国际黄金价格连续两天大跌。这种情形将来会经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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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投机大宗商品市场，这些资金还会流入经济表现比较好的、资本账户开放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大量短期资金涌入，会流到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投机性的领域中去，把这些国家的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炒得非常高，造成泡沫。大量资金涌入之后又会迫使新兴国家汇率升值，导致出口竞争力受损，使实体经济受到伤害。这时国际炒家就会赶紧抽离，令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大跌。这种资金大进大出的情形，给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管理带来巨大挑战。这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整个国际上可能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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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可说是漫漫长夜，什么时候得见天明还无人知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绝对没有办法置身于国际经济的大环境之外。所以，我们必须有长期打硬仗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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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二、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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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经济而言，从1978年开始到2013年连续35年每年增长9.8%，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但是为什么近两三年来大家对中国经济不看好，且在过去这么大的成绩面前依然如此呢？主要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不断减速，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四年。2014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为7.4%，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减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现。很多国外学者，也有不少国内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由中国的结构性、体制性、机制性的内因造成的，而这种体制性、机制性的内因如果不改革的话，会出现很多问题，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要改革就要付出很大代价，很可能造成更多的失业、经济衰退，甚至经济动荡，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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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肯定会有不少体制、机制、结构问题，要是没有这些体制、机制、结构问题，中国就不是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到底过去四年的经济下滑原因何在，只有想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做出正确判断和对症下药，否则问题可能会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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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承认，我们有体制、机制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一点绝对不能回避。但是对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我认为是国际外部性、周期性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来自我们体制、机制或增长模式的内因。这一点并不难证明，只要我们放眼世界就很容易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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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0.4%，2011年是9.3%，2012年是7.7%，2013年也是7.7%。但是同为“金砖国家”的印度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是9.1%，2011年是7%，2012年是5.3%，2013年是4.9%，同样的时间点也在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比中国还要大。再看巴西，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是7.5%，2011年是2.7%，2012年进一步下滑至只剩0.9%，2013年也只有2.2%。同样的情形，总不能说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往下拉，而且还拖累印度、巴西下滑得比我们更厉害，这样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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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这些新兴经济体，一些高收入、高表现国家像韩国，2010年的经济增速是6.3%，2011年是3.7%，2012年仅有2%，2013年稍微上升到2.8%；新加坡，2010年经济增速高达14.8%，2011年骤降到5.0%，2012年接近崩盘，仅有1.3%，2013年才恢复到3.7%。这些高收入、高表现国家不存在和中国一样的内部问题，但是它们也出现了与中国2010年以来一样的增速下滑。从这些比较中不难看出，导致这些国家在同一时期经济增速放缓的必然是共同的外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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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必然由“三驾马车”拉动——出口、投资、消费。第一驾马车是出口，发达国家到现在还没有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复苏，出口必然放缓，这驾马车跑得就慢了。改革开放以来到金融危机发生前，我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7%，2014年我国制定的出口目标只有7.5%，一下子少了将近10个百分点，第一驾马车同样跑得慢了。第二驾马车是投资，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它们反周期的投资项目。经过了四五年，这些项目不是已经建成就是即将建成，如果没有新的项目继续加入，那投资增长速度一定是下滑的，所以第二驾马车又跑得慢了。第三驾马车是消费，中国的消费增长还是比较强劲的，所以中国还能维持7.5%左右的增长。其他国家失业增加，消费也跟着下滑，于是增长就下滑得非常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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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唯一能解释我国经济增长下滑，以及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在同一时间更严重下滑的，只有外部的国际周期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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