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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负债问题，2013年国家审计署派了五万多人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检查，检查了半年，发现整个政府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4%，属于全世界最低水平的国家。这说明什么？政府用财政支出进行反周期的投资空间还很大。不仅政府有钱，中国民间储蓄率高达50%，如果用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杠杆来撬动民间投资，这一巨大的投资潜力也将被释放出来。进行投资必然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中国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全世界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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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等，也有很多投资的机会，但是，居民的储蓄率很低，政府财政状况差，很难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即使政府想做，民间也不能配套。再者，有些国家外汇储备不足，而中国在这方面很有优势，这是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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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政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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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水平不高，但是，地方政府债务是否会成为危机的触发点？这在近一两年来成为一个热门问题。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它的比例高，而在于借短期债务来做长期建设。整个中央和地方负债加起来是21.7万亿元，其中，中央政府债务是9.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是10.9万亿元。还有政府给融资平台做担保这一块，中央是2.6万亿元，地方是7万亿元。中央政府债务我们大概不必太操心，所担心的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地方政府债务加上政府为地方融资平台担保一共是17.9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5%。政府为融资平台担保，按照过去的经验来看，大约有15%最终需要政府来偿还，加上地方政府债务合计约有11.9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为20%。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来看，这个比重都不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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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外地方政府的负债相比较来看，它们的债务主要用于消费，用于发放社会福利；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主要是用于投资，投资就会有对应资产，如果看资产负债表的话，实际上净负债没那么高。再者，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它们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经常借的是外债，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全部是内债，又有对应的资产。这种状况下，如果真的发生危机，就给中央政府进行债务重组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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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关注地方政府债务这个问题，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期限错配。因为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城建公债，地方进行基础设施、环境改造等公共工程的投资，只能用借款的方式。地方政府向银行借款，短者一年期，长者三年期，投资的项目回报周期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借新债还旧债，就把短期债务变成长期债务。过去几年，因为银行给地方政府的贷款太多，监管机构觉得有很大风险，从而不允许银行过多贷款给地方政府，逼使地方政府采用影子银行的方式进行融资。影子银行的融资同样是短债，其实更危险，银行还是有监管的，而影子银行是没有监管的，更何况影子银行的利息都比银行贷款的利息高，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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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投资机会非常多，不管是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企业自身投资，或是环境改善，空间还非常大。企业一般是顺周期投资，反周期当然要靠政府。从长期来讲，最好的方式是修改我们的法律，允许地方发城市建设债。法律修订完成前，最好的方式还是回归到银行借款，或是由中央政府替代政府地方发债。中国已经有这一渠道，根据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央准备为地方政府发行四千亿元债券，将来如果需要，可以增加到一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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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四、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有待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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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清楚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是由国际周期因素造成的，要稳增长只能采取反周期的措施，只要利用好中国好的投资机会和投资资源，未来几年达到政府提出的7.5%的经济增长目标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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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很多是在基础设施、环保等领域，这些投资的回报率高不高，取决于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快不快。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快，基础设施的使用密度就高，回报就高；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慢，基础设施闲置不用，就没有回报。所以我们必须对经济前景有所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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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来长期增长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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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普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感到悲观，认为中国经济从1978年到2013年已经持续了35年9.8%的高速增长，这在人类经济史不曾有过，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8%—10%的经济增长奇迹也就维持了二十几年，之后降到7%以下，甚至只有4%或更低。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办法违背这个历史的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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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讲中我谈到，经济增长是由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驱动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带来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有后发优势，用好这个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反映的是一个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技术、产业水平，根据可比的最新跨国统计数据，按照2008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大陆当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新加坡在60年代中，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70年代中跟美国的差距水平。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在跟美国同一差距所代表的后发优势的水平上，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9%的增长。所以，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看，中国大陆从2008年开始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这个判断是客观的分析，而不是乐观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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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力，挖掘这个潜力需要很多条件。首先，必须维持社会稳定，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任何经济发展都不可能。其次，经济增长必须有竞争优势，才能激励后发优势。有竞争优势，才能维持经济的不断增长、产业的不断升级。发挥竞争优势的前提又是什么呢？就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如果产业、技术都符合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就会有竞争优势；扩大国际国内的市场，积累资本进行产业和技术升级，就可以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减少技术差距，降低产业升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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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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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维持社会稳定？需要解决收入不均、社会腐败和环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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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讲“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过去35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得到了好处。我是研究农村经济出身的，中国各地城乡我跑得比较多。不管是穷乡还是僻壤，现在的生活都比三十多年前好多了。20世纪80年代，我去宁夏调研，有些农民全家只有一条裤子穿，大姑娘看到生人光着屁股往家里跑，出来办事才有裤子穿。现在跟过去比都改善了，我没有看到生活比80年代差的地方。在这么大的成绩面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不满？是因为看到别人比你发展得更快、改善得更多，所以心理不平衡。尤其是当收入不均跟腐败问题严重联系在一起时，会让整个社会制度失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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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均和腐败会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不满；环境污染大家都不满，但是更不满的是高收入人群。从而造成低收入人群不满，中等收入人群不满，高收入人群也不满。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是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扭曲所附带产生的问题，应该向第十一讲所主张的那样，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与时俱进地消除市场垄断和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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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环境污染，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注。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每个国家在低收入阶段一定以农业为主，生产非常分散，能源使用非常少，排放也非常少，那时，到处是青山绿水。经济发展进入到制造业阶段，能源使用密度提高，排放密度也增大，而且又比较集中，污染会变得严重。经济继续发展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服务业能源使用密度低，排放也少，再加上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资金充裕，环境治理能力强，环境也会随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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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是先恶化以后才治理和改善的。老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法国都是这样，新工业化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也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违背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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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即使不喜欢我们也要面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点，现在的技术应该比30年前、50年前的技术好，排放密度可以下降。第二点，我们的环保标准的执行有很大问题。国家和地方都有环保标准，也有环保部门，各个地方在投资的时候必须按照环保标准提供减排设备和排污设备，否则就不能建设，不能开工，但是问题在于有了设备用不用？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用了以后成本会增加，能不用则不用。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讲，愿不愿意监管？真的监管，企业经营成本就提高了，谁监管得严，谁就会吃亏，从而出现经济学中所讲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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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作为政协委员参与环保考察，那些火电厂、炼钢厂知道政协委员来检查，在考察团车队远远开过来的时候还能看到冒着黑烟、白烟，等走到跟前的时候黑烟、白烟就没有了，在现场检查时厂里会说这是从德国、日本进口的先进环保设备。但是，考察团车队走了几公里以后，回头一望，烟就又冒出来了。这是我亲眼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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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环境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我国还处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环境污染问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只有到高收入阶段，这个问题才可能根本解决。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怎样做得更好呢？用中央政府的权威把各省、各地方政府的一把手都找来，过去的事不管，从今天开始哪个地方不执行环保标准，那个地方的政府领导就要下台。如果各地都执行，就不存在“我执行我吃亏”，那么“囚徒困境”不就打破了吗？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社会主义优越性而使环境问题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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