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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迎和我的观点就内部逻辑来说都是自洽的。从实践来讲，在抓大放小的思路下，我国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基本都已经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思路进行了改革，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有不少还成为上市公司，到现在冗员等社会性负担基本已经剥离；并且，由于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大型装备、汽车等产业在我国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有了竞争优势。因此，我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及其他一系列文章中，建议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以金融抑制、资源低税费和市场垄断的方式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暗补，放开要素市场，建立完善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在市场上让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公平竞争。极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资本技术极端密集，仍然违反我国比较优势的国企，则和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拨款直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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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迎的观点则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得到实践，除了波兰、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乌兹贝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外，基本按现代企业理论的政策建议，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但是，结果和改革预期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和其他许多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许多低价甩卖国有资产造成分配不均和寡头垄断的情形外，大型企业的情形就像20年前我和维迎争论时所预测的那样，目前从国家拿到的补贴比在国有时期更多而不是更少，效率也是更低而不是更高了。并且，就经济总体表现情形来看，在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以及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白俄罗斯和乌兹贝克斯坦，则都没有实行大规模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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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二、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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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凯是我在留美经济学会成立之初就认识的朋友，自那时以后直至2004年他不幸病故，我们保持了20年深厚的友谊，他对推广以超边际分析来把斯密的分工理论模型化所作的贡献，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思索所作的努力都是我所尊敬的。本着同样对中国学术发展和现代化的关心，我一向秉持2004年他病逝后我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悼念会上所说的“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精神，有不同的观点，就直接提出来和他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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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小凯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个讲座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使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为了克服“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在杨小凯、杰弗里·萨克斯和胡永泰2000年合作的一篇论文中，他则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在改革后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而俄罗斯虽然当时看起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因此俄罗斯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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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凯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先推行共和宪政，等宪政建立起来以后再来发展经济以克服不去模仿发达国家优秀制度的“后发劣势”的观点不同，我从1994年和蔡昉、李周一起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以来，就一直认为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固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必要不断对现有的经济、社会体制做出改革，但一个后发国家并非一定要在先进行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克服了后发劣势以后才去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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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基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我同时认为，由于过去的赶超发展战略，转型中国家有许多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以渐进双轨的方式来改革，一方面保留一些扭曲给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以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原来受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经济转型期才能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并创造条件改革各种制度扭曲，最终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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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的会上和其后的媒体报道中对我和小凯的争论有两个误读：第一，认为我强调后发优势，所以，我主张只要发展经济就不需要进行制度改革；第二，我国现在出现的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证明了小凯所主张的后发劣势的观点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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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只要细读我2002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和从《中国的奇迹》到以后出版的《充分信息与国企改革》《中国经济专题》《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等一系列著作，就可以了解我在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把我的主张简化为不需要制度改革是严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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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点，我国在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腐败等一系列问题是否就是没有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的结果？是否就证明了“后发劣势”观点的正确性？未必！原因是根据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研究，在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试图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我国广受诟病的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也同样存在，而且，和我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些现象的产生不在于我国没有按“后发劣势”的观点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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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奇迹》和《解读中国经济》等著作中，我分析、预测到，由于我国推行了双轨渐进式改革，为了给违反比较优势、不具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大型国有企业，以压低各种要素价格或是市场垄断的方式给予保护、补贴，就会创造制度租金，就会有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双轨制改革引起的，解决这些问题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在条件成熟时，深化市场改革，把各种要素扭曲消除掉。苏联和东欧国家虽然进行了“共和宪政”的改革并采用了“休克疗法”，但是为了避免私有化以后的大型企业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或是因这些企业是国防安全和国家现代化所需而不愿让其破产，在休克疗法消除了旧的补贴以后，又引进了新的更大、更隐蔽的补贴，结果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现象也就愈发严重。所以，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进行共和宪政改革，而在于有没有保护补贴所形成的制度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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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凯争论的核心其实在于：第一，共和宪政是否就是最优的制度安排？第二，是应该采取休克疗法把各种制度扭曲都一次性消除掉，再来发展经济以克服“后发劣势”，还是应该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边发展经济边改革完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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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前者，小凯和萨克斯等合作者认为英美的共和宪政是最好的体制，所以，为了推行共和宪政，小凯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值得支持的。他也把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金融危机作为日本没有推行英美共和宪政的结果。但是，美国在2008年也爆发了金融危机。同时，欧洲有许多国家没有采行英美的宪政体制，发展水平、社会公平、政府清廉程度等却高于英美，亚洲国家中唯一收入水平高于美国的新加坡也没有采行英美共和宪政体制。和我国同样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大国的印度虽然有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但是印度的经济发展绩效一直低于我国。《国富论》中斯密记载了英国在18世纪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哈佛大学Glaeser和Saks教授在2006年的研究也发现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的腐败普遍化程度不比我国现在低。这些事实证明，小凯认为英美共和宪政是最优制度安排的看法只是理想条件下的臆想，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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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点，小凯主张在转型过程中先难后易，先推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等建设完理想的制度体制再来发展经济才能避免“后发劣势”。但是，实际的结果是否是这样？现在回头来看，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仅没有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而且如前所述，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的许多研究一再发现，出现于我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在这些国家同样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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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12年后的今天小凯若是有生，在这些事实面前是否还会坚持我国应该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以克服“后发劣势”，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宪政体制建立起来后再来发展经济。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倡导“休克疗法”最力，和小凯一起发表了引发我与其商榷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的萨克斯的观点显然是变了。今年3月他到清华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时，接受了李稻葵的访谈，在访谈中他高度赞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认为“这在人类经济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对于中国当前的挑战他则认为：“国与国之间很难相互比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决自己的问题。”在2005年出版的《贫困的终结》一书中他则高度评价中国的减贫成绩，大力向非洲推荐中国的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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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三、中国经验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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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的争论和后来的媒体评论中，多数参与者认为，过去35年中国的增长绩效是政府选择退出经济领域，废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的竞争秩序框架所取得的成果。以此证明市场的重要性，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超过“保护产权、加强法治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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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争论中多数学者把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搞混了。就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而言，不管是发展绩效好还是发展绩效差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都必然减少，否则，就无所谓的转型可言。问题是，是否政府的干预取消得越彻底，经济发展的绩效就越好？从苏联、东欧和拉美、非洲国家的经验来看，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经济崩溃、停滞后，目前大多仍然危机不断；拉美国家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虽然有不少像智利那样，各种市场自由化的指标都很超前，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改革的模范生，但是，经济绩效改善有限，普遍仍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所以，不能因为在我国的转型过程中确实是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少，就认为这是市场自由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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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认为在我国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像媒体上所评论的那样，认为这些政策不需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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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像维迎认为的那样，除了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社会秩序（显然在这三点上我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外，我国政府的其他政策都是错误的，那么，我国怎么能够维持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创造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严重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何谓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以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以先验的标准来评定，从这些成绩来说，应该肯定我国政府过去35年采取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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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迎等人之所以认为我国绝大多数的政策是错误的，实际是因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没有按照西方的主流思潮来进行。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时，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曾说：“经济学界有一个难得的共识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应该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当时认为我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制度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的制度”。但是，这种被普遍认为错误的渐进双轨制改革，却让我国维持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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