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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总的来讲，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华尔街、美国金融学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资本账户开放后，实际上导致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更为频繁，危机发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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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四、支持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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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要不要讨论资本账户开放？刚才盛松成司长在报告中说我们不应该讨论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应该讨论怎样开放的问题，然而，作为学者，我认为首先要讨论的应该是资本账户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还是不利。不同的资本账户开放中，谁是主要受益者？谁是主要推动者？只有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以后，才能决定资本账户是否应该开放，以及怎样开放的问题。按照我前面的分析，作为发展中国家，即使以上提到的三种类型的资本账户都不开放，只要经济发展战略是正确的，自己的资本积累也就足够支撑自己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投资上的需要。实际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那些发展最好的、真正缩小了跟发达国家差距的，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高收入的少数几个经济体，在变成高收入之前，资本账户都没开放，因此，不能在我们还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时候，就把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作为讨论的前提。尤其是跨境借贷和短期的资本流动，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经验的角度来看，都是弊远大于利，应该控制而不要完全开放，要开放的顶多也只是外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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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不同意所谓“条件比我们差的国家都开放了，我们有何理由不开放”。那些国家是完全开放了，但经济发展得不如我们好，为什么我们也要完全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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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盛司长所强调的我们不能照搬现成的理论，如他所言，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确实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提出的，在现在可能不完全适用。但是，美国金融学界提出的新理论缺乏结构的概念，不区分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并且，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实体经济以及金融结构的差异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也同样不适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我们不应该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我们应该自己研究在自己国家这个发展阶段所面对的问题，提出适合自己发展阶段的理论，这样才不会跟着别人的音乐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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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央行处于相当尴尬的地位。美国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跟着美国的论调唱和；美元又是主要储备货币，而且美国控制着巨额的国际流动资本，华尔街的金融家对学界和政界都有巨大的影响，如果中国不开放资本账户，人民银行是首当其冲的。首先，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无法避免与美国的直接交锋，因为学术界和政策界普遍接受的理论是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资本配置和福利的增加，所以要管制资本账户理不直则气不壮，面对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时，我们先就理亏了，人民银行是承受这种压力的第一线。其次，有那么多的短期投机性资本到处流窜，无孔不入，给宏观经济管理增加了许多困难，尤其是人民币汇率不是完全自由浮动，维护货币政策自主权很艰难。所以我可以体会为什么央行会采取倾向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态度，对资本流动尽量少管制或不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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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盛司长用来支持资本账户开放的几个理由，我认为都不成立。第一个理由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的时候准备的程度比我们还低。这不是理由。我们应该问的是，这些国家开放以后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准备的程度高，就能够避免危机吗？这是需要仔细研究的。我不敢说一定会出现危机，但是不能简单说别人的条件比我们差的时候都已经开放了，我们为什么不敢开放？而且，从韩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还很大。首先，我们推行的是双轨制改革，有很多扭曲没有消除，还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跟改革不到位有关。其次，跟发展阶段也有关。即使我们变成全世界最大经济体，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新结构经济学对此作了不少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的深化跟发展水平相关，因为收入水平的不同代表这个国家的产业水平、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和风险特性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那种以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并不完全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如果采用发达国家那种金融结构，本身就是一种扭曲，既然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程度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么高，货币又非储备货币，若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大量资金流进、流出就会给经济造成过度的波动，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会相当高。当然，这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然而，比较我国和俄罗斯以及东欧转型国家的情形，以及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外资银行进入有许多管制的波兰和不管制的其他东欧国家表现的差异，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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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时机上更是不合适。因为在未来五年、十年，发达国家可能会陷入像日本那样的遗失的十年、二十年，经济发展非常疲软，失业率非常高，政府债务的积累非常快。比如，美国现在的失业率似乎有所改善，但那是统计失业率。因为在美国劳动力失业后只要一个月不积极找工作，就被统计为退出劳动力市场，不计入失业统计，所以如果把处于就业年龄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加进去，失业率还是很高的。政府债台高筑，为了减轻政府举新债还旧债的成本，发达国家出于刺激国内经济的需要一定会采用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其他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尤其像中国这样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家资本账户不设防的话，短期投机性资本就会很快流进来，大进的结果必然是大出，经济就会出现大的上下波动，甚至导致危机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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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不是可以像盛司长建议的那样先开放，不行再收回来？实际的情形是开放以后再想收回来，国内外的既得利益者会群起而攻之。泰国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政府想加强管制时，国内、国外马上群起而攻之，政府只好放弃，结果只能在危机爆发后进行改正。所以，资本账户的开放通常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只要开放就很难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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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作为学者，不能把资本账户开放作为研究的前提，那样就等于接受了现有的、发达国家提出来的、服务于发达国家且主要是华尔街利益的理论。我们需要自主研究，自己提出适合自己情况的理论，把资本账户各项内容是否开放的利弊以及受益方和受害方分析清楚，这样，在国际谈判桌上面对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的压力，或者面对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时，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明哪些项目可以开放，哪些项目还不能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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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作者2013年7月21日在金融四十人论坛第82期“双周圆桌”内部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由作者整理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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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附录五 我到底和杨小凯、张维迎在争论什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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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6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会议主办方原定将这场追思会办成一个闭门会，不对外宣传，邀请经济学界的朋友坐下来一两天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我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我认为这个倡议在我国经济改革与转型已经进行了35年，取得的成绩斐然但是问题也同样尖锐的当下十分必要，就欣然应邀前往，并根据即将发表于国外《经济政策改革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上的“反思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一文的内容，准备了“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科的发展”的发言。主办方后来邀请了多家媒体的记者参会，对会议上的发言和讨论进行了详细报道，我想这也是好事，对上述问题的讨论确实值得社会各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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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会议安排，由黄有光、我和张维迎先做主旨发言，发言之后进行相互评论。维迎和我的发言及相互评论在媒体上广受关注，并连带地追述到1995年我和张维迎有关国企改革以及2002年我和杨小凯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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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所做的工作是对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做出解释，并根据这种解释提出改进的建议以供社会各界包括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作为决策的参考。每个学者的研究其实都是“瞎子摸象”，由于观察的角度和掌握的资料有异，提出的解释和建议不同在所难免，学者间的争论是正常的，是相互切磋以完善各家之言的必要途径。不过争论要具有建设性，而不仅仅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口舌之争，双方应该对争论对方的观点和逻辑有准确的把握，从内部逻辑的自洽和逻辑的推论与所要解释的现象是否一致，以及理论的政策建议在实践中是否取得预期的效果等方面来评论对方的观点。这次会上由于时间限制未能做到这一点，在事后的媒体报道中也未准确反映出争论双方的逻辑、观点和实证经验的证据，许多评论就像有位媒体主编指出的“基本取决于评价者的个人左右倾向而不是观点本身”。为了使这场争论能够实现会议主办方原先所设想的“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我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的初衷，我想对照我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的实践，再次回顾20年前关于国企改革、12年前关于“后发劣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就中国经验和回归斯密等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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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一、国企改革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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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和维迎就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被媒体称为“北大交火事件”，那次争论媒体进行了许多报道，其后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文章，维迎也有系列论著问世，系统阐述各自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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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他认为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优先成为企业家，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当一个经济中不允许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时，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经营者才能的可靠信息。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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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则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代理人之间是否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国企，尤其大型国企，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设立的，由此承担了因违反比较优势而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以及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而产生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政府无法摆脱给予企业保护补贴的责任，形成了预算软约束。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任何有关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难以奏效，尤其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以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我同时认为，享有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要统一起来，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做到，大型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同样面临委托—代理问题，要避免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侵蚀所有者的利益，必须依靠公平竞争的市场使企业盈利状况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并据此来制定经理人员的奖惩制度，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励相容。如果是垄断，大型的民营企业也无法解决效率和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此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中小型国有企业以私有化为宜，以达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统一。大型的企业，则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如果经营得好都可以发展；如果经营不好，则都可能被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兼并，甚至破产。在复旦大学的讨论会上，当我主张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比简单的私有化重要时，维迎据此认为我主张把大型企业都国有化，显然是一个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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