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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点，小凯主张在转型过程中先难后易，先推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等建设完理想的制度体制再来发展经济才能避免“后发劣势”。但是，实际的结果是否是这样？现在回头来看，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仅没有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而且如前所述，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的许多研究一再发现，出现于我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在这些国家同样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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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12年后的今天小凯若是有生，在这些事实面前是否还会坚持我国应该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以克服“后发劣势”，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宪政体制建立起来后再来发展经济。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倡导“休克疗法”最力，和小凯一起发表了引发我与其商榷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的萨克斯的观点显然是变了。今年3月他到清华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时，接受了李稻葵的访谈，在访谈中他高度赞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认为“这在人类经济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对于中国当前的挑战他则认为：“国与国之间很难相互比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决自己的问题。”在2005年出版的《贫困的终结》一书中他则高度评价中国的减贫成绩，大力向非洲推荐中国的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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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三、中国经验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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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的争论和后来的媒体评论中，多数参与者认为，过去35年中国的增长绩效是政府选择退出经济领域，废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的竞争秩序框架所取得的成果。以此证明市场的重要性，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超过“保护产权、加强法治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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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争论中多数学者把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搞混了。就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而言，不管是发展绩效好还是发展绩效差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都必然减少，否则，就无所谓的转型可言。问题是，是否政府的干预取消得越彻底，经济发展的绩效就越好？从苏联、东欧和拉美、非洲国家的经验来看，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经济崩溃、停滞后，目前大多仍然危机不断；拉美国家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虽然有不少像智利那样，各种市场自由化的指标都很超前，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改革的模范生，但是，经济绩效改善有限，普遍仍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所以，不能因为在我国的转型过程中确实是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少，就认为这是市场自由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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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认为在我国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像媒体上所评论的那样，认为这些政策不需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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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像维迎认为的那样，除了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社会秩序（显然在这三点上我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外，我国政府的其他政策都是错误的，那么，我国怎么能够维持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创造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严重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何谓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以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以先验的标准来评定，从这些成绩来说，应该肯定我国政府过去35年采取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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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迎等人之所以认为我国绝大多数的政策是错误的，实际是因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没有按照西方的主流思潮来进行。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时，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曾说：“经济学界有一个难得的共识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应该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当时认为我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制度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的制度”。但是，这种被普遍认为错误的渐进双轨制改革，却让我国维持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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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过去正确的政策并不代表现在就不需要改革，因为条件在不断变化：过去以价格扭曲和市场垄断来保护、补贴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是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现在，经过35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极端短缺，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变得符合比较优势，再给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以保护和补贴，对稳定经济没有必要，只加剧了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因此就需要与时俱进地推行改革。那些通过我主张政府过去35年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就推论我认为我国政府过去推行的政策不需要进行改革的人，显然没有理解我过去的一系列著作以及在复旦大学的主旨演讲中所做的论述：“随着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原来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要消除腐败和收入分配扩大化，就必须把保护补贴消除掉，也就是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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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到底有没有一般意义？在2002年的争论中，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共和宪政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主张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者把中国过去35年的成绩都归因于向自由市场制度的回归，把存在的问题都归因于向市场制度的转型还不彻底。按照这种说法，我国这35年的经验也就不存在一般意义，有的也仅是负面的教训。可是，问题是那些彻底按自由市场制度的要求来改革的国家，我国的快速发展它们没有，我们存在的问题它们也都有，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少数几个在转型中发展绩效比较好的国家也都和我国一样推行的是渐进的双轨制改革，包括越南、柬埔寨和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改革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等，都推行了这种所谓的“最糟”的转型策略。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客观地了解上述两种转型绩效差异背后的原因，而不是教条主义式地把与先验理论不同的经验都认为是没有价值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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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国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消除存在于经济中的各种制度扭曲，建立完善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一点我与小凯和维迎是有共识的，不同的是对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的认识。在小凯和维迎的框架中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是外生的，所以避之唯恐不及，去得越快越好。我也认为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是有代价的，但也是内生于保护补贴因违反比较优势而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的，所以，我认为渐进双轨的改革既能维持稳定，又能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取得快速增长，并为改革原来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制度扭曲创造条件，因此，渐进双轨的改革是在局限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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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维迎和小凯的意见，中国的改革取得的成绩是没有一般意义的。不过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有许多因政府过去的错误干预所形成的违反比较优势、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存在，并且有许许多多的扭曲，因此，在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中，我们认为我国的这种务实的、能够同时达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转型策略对它们来说是值得参考借鉴的。到了世行工作以后，我发现目前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家的制度改革也都很不到位，这一点让我更加相信我国和其他发展绩效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虽然违背了主流的理论，但总结其背后的原因，对启发其他发展中国家改进其发展绩效至关重要，中国的转型经验是有一般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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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四、回归亚当·斯密到底回归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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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的会上维迎和我都主张我们在讨论政府的作用时，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是要回归到什么？维迎主张回归到他所总结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也就是他认为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我则主张回归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在《国富论》的完整书名上所昭示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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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不主张回归到斯密提出来的观点，而主张回归到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首先，认为政府的责任只在维护“自由的环境、法治和保护产权”是否完整地、全面地总结了斯密的观点？显然不是，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篇中对政府责任的描述还包括“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办理或维持。并且，随着社会发达时期的不同，执行这种义务的费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斯密还认为：“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等公共工程。”世界银行在二战后成立，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以后，转而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企业家的责任，应该依靠市场，而不应该依靠政府来建设，世行负责基础设施的部门被撤销。结果过去三十多年，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除了易于收费的移动通信有私人企业投资外，基础设施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到处成为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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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即使有了完整的斯密的观点是否就足够？显然也不是，因此，维迎自己在小凯的追思会上演讲的题目是“修正的斯密模型”，把熊彼特重视企业家精神的主张也添加进来。但在复旦大学的会上当我提出斯密的观点来自对工业革命以前西欧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现象，不能简单照搬《国富论》里的观点时，维迎回答：“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犯错误的。比如说日心说，其实古希腊人就提出来了，后来被否认，一直到哥白尼才得到认同。经济学更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不能说因为亚当·斯密那时候不具有现代的技术，他的理论就比现在的更差。”显然他这个回复和他的演讲“修正的斯密模型”的精神是相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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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维迎和小凯，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内经济学界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我们应该回到斯密，或是，斯密加熊彼特，甚至加凯恩斯、科斯、哈耶克的研究所得出的观点，还是应该回到斯密所倡导的对现象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按这个方法对我国社会所出现的问题自己独立进行研究来得出自己的分析、观点和解决办法？斯密、熊彼特、凯恩斯、科斯、哈耶克等大师都是以这种方法来研究他们所在的社会、所处的时代的问题而得出他们的观点和理论贡献的。这也是放弃了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萨克斯在接受李稻葵的访谈时所主张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决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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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是在我们这代才出现的问题，想从斯密或其他过去的经济学大师的著作中去寻找经济转型的答案是缘木求鱼，把他们的理论观点作为经济转型的政策依据，而不是去深入了解转型中国家问题存在的真实根源，据此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是华盛顿共识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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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转型问题上是这样，在发展问题上也是这样。在和维迎争论时，我已经指出，《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是斯密研究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后，工业革命尚未发生前，国际贸易盛行时期的经济现象的著作，所以，他强调市场、分工等。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则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斯密不可能超乎时代，对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原因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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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使在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理论也不见得对发展中国家都有指导意义。这是因为这些理论都来自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它们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对于它们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只能靠自己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大多处于世界的前沿之内，它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有后发优势。并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动员的资源以及面对的各种要素价格、风险因素和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也不一样，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政策和制度不见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忽视了这种差异性，是为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西方主流观点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而极少数成功国家的发展政策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却是错误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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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凯的追思会上，就发展的问题，我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做了些阐述，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以及与产业、技术相适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软的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的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有“有效的市场”，企业家才能自发地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这样才能使要素生产成本达到最低；同时，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并且有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来使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由于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不同的产业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全相同，因此，政府必须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有选择性的使用，优先支持对经济发展有最大贡献的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也就是必须有“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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