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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迎和媒体上的评论认为我这样的主张是倡导由政府来决定哪些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其实，这是一种没有仔细了解我的论述，根据过去的经验来从字面片面理解“有为政府”所产生的误解。新结构经济学中所倡导的产业政策制定的框架是“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其步骤如下：第一步是政府从人均收入水平比自己高一两倍，过去二三十年发展得很好的国家现有的可贸易产业中去甄别可能符合自己国家现阶段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是从要素生产成本来看已经处于全球最低，但由于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而交易成本太高，以至于未能发展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第二步是看是否已经有国内的企业自发进入上述产业；如果没有，则进行第三步，招商引资；第四步是看在第一步所确定的产业之外，是否有企业发现并已经进入其他有潜力并可以迅速获得竞争优势的产业；第五步则是为上述第二至第四步里的企业解决扩大生产或新企业进入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以降低交易费用；第六步是给予创新企业一定的外部性补偿。上述六步法是根据16、17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并实现了追赶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特征总结出来的，在这个框架中企业是否进入某种产业，也就是第二到第四步，是企业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政府指定的。所以，需要有第一步是为了避免政府太冒进，这是过去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企业以发展某种先进的产业为由向政府寻租，这是在拉美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及发达国家经常出现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家除了像维迎所宣扬的那样会靠创新来获利外，也会利用各种理由寻租、绑架政府来谋利。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就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绑架美国政府政策的结果。所以，政府固然要给企业家的创新提供自由的环境，但是，政府也要提防被企业家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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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框架可以让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有效市场的基础上，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帮助在第二到第四步中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多数产业和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少数产业则可能接近或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前类产业的升级，上述六步法依然适用；对后类产业，若要有新技术或新产品，企业需要自己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则需要和技术产业都已经处于国际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对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所需的基础科研给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的政府由于预算有限，对基础科研的支持是需要有所选择的。同时，发达国家还用税收和政府采购等来支持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并用政府资金支持创新企业。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公司在上市之前，除了得到风险投资的资金之外，也得到美国小企业局50万美元的风险股本投资。同样，Google核心的计算技术也是来自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对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在美国现在居全球领先地位的航天、信息、生化、纳米、医药等各种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Mariana Mazzucato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创业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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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Debunking Public vs.Private Sector Myths（Anthem Pres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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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的会上，当我提出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R&D）中，开发有赖于企业的创新精神，但基础研究则需要政府支持时，维迎回答：“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显然他忽视了现代科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并不只是逻辑思辨的过程，他的辩驳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中，老子是周朝的史官，释迦牟尼是名王子，说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难以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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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170449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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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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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科斯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忠告以后，“思想市场”一词在国内学界成为一个热门词汇。思路决定出路，对思想的重要性我完全赞同。学者的工作是提出或介绍新的思想，并通过著作、文章、讲演使新的思想成为社会思潮，以引领社会变革的方向。在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上我对思潮做了专章的讨论，后来出书时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为书名来彰显思想的重要性。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诺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在研究近三百年来西方各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时发现：“主流社会思潮塑造社会的制度化秩序，……并且，业已建立的制度的失灵反过来会改变社会思潮。”我们所处的社会有许多制度失灵和缺位，确实需要有新的思潮来催生新的制度。不过，舒尔茨也发现：“近三百年来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进行的重要社会变革绝大多数是失败的。”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的众多发展中经济体中，尚未有成功的例子，而极少数成功的经济体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都是不正确的事实面前，我国的思想市场是否应该只引进各种发达国家的大师提出的思想？是否我国的学者在引进西方大师的思想时，还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来观察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科斯在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警告时，先说了一段：“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我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发展的成绩不是在西方主流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所以，我想科斯的原意不是中国学界缺乏从西方引进的各种思想，中国所缺乏的是从深入了解自己过去这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以及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本质中去总结出来的新思想吧！如前所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近两百个发展中国家尚无根据西方主流思想而发展成功的先例，科斯指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是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是否也是警告我国学界需要放弃一看到我们的国家社会出现了问题就去西方现有的主流理论或大师所写的故纸堆中去对号入座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自己去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和原因，自己提出解决办法的思维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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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于2014年08月13日刊登于FT中文网，标题改为“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7679？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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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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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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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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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08645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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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版权页 [:170449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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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扉页 [:170449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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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序 不改革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风险 [:170449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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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部分 时论中国 [:170449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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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经济问题？ [:170449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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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市场化的经济改革需要制度突破 [:170449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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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政治问题？ [:170449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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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170449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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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部分 改革动力来自何方 [:170449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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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十八大与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 [:1704494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