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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坚持既定的方向，还是追求实现目标的行动纲领，都不能只停留在话语层面，最终必须体现在制度层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内容涉及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现存体制的改善和改进问题，包括经济方面的基本经济体制、税收财政、金融、土地制度、城乡统筹等；政治方面的基本政治体制、法制、行政体制等；社会方面的基本社会制度、社会保障、教育、社会治理等。另一个大方面是体制创新问题，最显著的就是决定设置两个新的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其中，体制的改善和改进是为了打造升级版的体制，而体制的创新则是为了应对新的挑战和解决新的问题。再者，无论是体制改进还是体制创新，都是要解决好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重大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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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强调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体制的废除。在一定的时候，体制的废除甚至远比改革和创新来得重要。任何体制都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变化了，体制必须发生变化，这就是改革和改善。不过，也有很多体制完全不适应时代的变化，就要即刻废除。如果不废除，就会变成“负体制”，就是该体制不是帮助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这次全会决定废除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劳动教养制度”就是典型。实际上，清理旧体制，废除那些已经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也应当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和创新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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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决定》涵盖了很多方面，但重点还是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或者说其他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归入这三大方面。三大方面被给予的重视是不一样的，经济方面可以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中之重，占了分论中14条的6条，而政治方面占3条，社会方面占2条。（其他，文化方面占1条，生态方面占1条，国防和军队方面占1条。）这种分布很明显表明了中共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同时，这种安排也反映了执政党的思维方式，即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在所有的改革中，经济改革要先行；在体制改善和提升方面，经济体制也要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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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基本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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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要回答哪些经济领域的问题呢？在经济领域，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000美元的水平。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打造升级版的经济体，把自己从中等收入社会提升为高收入社会，但升级版的经济体需要升级版的经济体制来支持。如何打造升级版的经济体和升级版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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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涉及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中国需要确立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计划经济之后，中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很显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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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所有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西方也面临这个问题。尽管西方各国也有不同的经济制度，但总体上说，西方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市场，市场的范畴大于政府的范畴。虽然政府也要监管市场，但政府本身也必须符合市场原则。我们可以把此称之为“（市）场内政府”，即政府被市场所包含。在“场内政府”的情况下，如果市场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没有能力规制和监管市场时，西方经济制度的运作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经济危机。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中国经济制度的核心往往是政府，政府的范畴大于市场的范畴。尽管市场也存在着，并且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市场很难挣脱政府给予的空间。我们可以把此称之为“（政）府内市场”，即市场被政府所包含。在“府内市场”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市场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功能时，经济体制的运作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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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政府”和“府内市场”这两种体制都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单纯的人为选择。“场内政府”体制可以把市场体制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从而最大程度上创造财富，但在这一体制下，市场经济挣脱政府的制约而导致经济危机，导致财富的巨大损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各国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政府如何建设有效的市场监管机制。在调节经济方面，西方政府现在所能用的就是货币金融和财政体制。不过，各种因素例如利率趋于零和政府债务过大等，也经常会使得这些手段无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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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内市场”体制可以把政府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政府可以动用包括市场和行政力量在内的因素来追求财富，但在这一体制下，政府往往对市场构成过多的有效制约，甚至扼杀市场，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导致财富的浪费。较之“场内政府”，“府内市场”体制具有更多的经济手段来干预市场。例如，除了货币金融和财政体制，中国还具有一个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这个部门往往被政府用来调节经济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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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决定》所强调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表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推动不同产权的企业发展，并且“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不过，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说，“府内市场”体制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并且政府可以随意取代市场。这在过去的20多年里，表现得非常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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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已经确立。在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还是中国社会的“禁区”，当时人们使用的是传统马克思的概念，即“商品经济”。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并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执政党的基本路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此找到了突破口，也引出了此后2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人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产物。十四大之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改革之后，到90年代后期，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平衡，同时微型企业大量涌现。这种平衡，加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也产生了巨大的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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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恶化。尽管当时中国本身并没有经济危机，但为了防止经济危机冲击中国经济，政府果断推出了一个4万亿元的拯救方案。这个方案本身并没有错，但方案的实施出现了巨大的差错。4万亿元全部进入国有企业，导致了国企的大扩张，迅速进入了原来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抓大”战略的设计，除了自然垄断领域，国家要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发展国企，以增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2008年之后，国企扩展到所有可以赢利的领域，大大挤占了民营企业空间。结果，破坏了原先相对平衡的经济结构，即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结构平衡。同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市场的作用则受到巨大的制约，导致了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失衡。一个客观的局面是，中国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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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样，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争论如何改革国有企业的问题。争论不可避免，但争论越来越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无益于国企的改革。自由派大力提倡国企的“私有化”；左派则相反，把国有企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挂钩，相信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不过，在争论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之分。从长远看，很难回避国有企业的改革。历史上看，在中国的经济模式中，一旦国有部门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导致市场失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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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新强调市场的主导地位，强调十四大以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之前，执政党及其政府对市场的定位，就是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次使用“决定性作用”，就是要避免出现政府随意进入市场领域，取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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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一表述也明确了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这里，既要超越传统左派以“国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思维，也要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思维。用市场化改革来解决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类型的企业，都需要引入市场机制，都必须通过竞争来获得生存和发展。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就企业来说，所有权并不是根本，竞争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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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鉴于政府有天然的倾向支持国有企业，除了市场化，还必须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国有企业的空间范畴，要对国有企业做出科学的分类。一些领域例如自然垄断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社会性很强的领域及其对国家具有重大战略的领域，可以由国有企业来主导。不过，国企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主导，主导国企运作的仍然必须是市场；国企主导也不是排除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到这些领域来。除了这些领域，其他领域都要开放给民营企业。要用法律的形式把国有企业关在“笼子”里面。国有企业边界的法制化可以避免再次出现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企到处扩张，从而破坏国企与民企之间结构失衡的情况，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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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市场化的经济改革需要制度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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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大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化的改革除了要用法律形式，来规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之外，还需要其他经济制度的支持，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都需要找到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提升制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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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财政金融制度有利于国有企业，而不利于民营企业。例如，中国的金融制度结构还没有到位，国有大银行处于高度垄断地位。国有大型银行的服务对象是大型国有企业。尽管中央政府也要求国有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但因为不符合经济逻辑，中小银行得不到所需要的服务，微型银行更不用说了。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提高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但非国有企业这种理论上的地位，需要体现在制度层面。如果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不能到位，也就是说不能确立中小型民营银行（或者国有银行），那么中小型民营企业还是不能得到服务。同样，中国也需要建设数量众多的微型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为微型企业服务。《决定》表示要支持发展中小型民间银行等金融机构，这应当是要通过破除国有银行垄断一切的方法，来解决金融制度的结构性问题。有一点很清楚，如果这样的结构改革不到位，光强调利率的自由化，结果会更糟糕。没有结构改革的利率自由化，只会有利于国有银行，导致更高度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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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到今天仍然没有确立起来。例如，国有企业制度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内部私有化”，国有企业的利润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及其员工，但一旦国有企业亏损，就会向国家寻求救助。赚了钱，自己分；亏了钱，就向国家要。国有企业的这种中国特色必须加以改变。《决定》强调的“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和“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应当是为了解决“内部私有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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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另外一对重要关系无疑是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这次《决定》强调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主要是针对中央地方关系的，即中央和地方在责任和权力问题上要理顺关系。1994年，为了扭转财政过于分权的局面，中国进行了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之后，财政能力大大向中央倾斜，地方财政能力急剧下降。但同时，中央政府没有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地方责任，地方政府仍然要承担各种责任，这就造成了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和责任之间的严重失衡。一般的情形是，中央制定政策，地方执行，但中央不给钱，钱是要地方自己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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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个不对称，地方政府到处找钱。在很多年里，土地成为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与土地有关的问题层出不穷。但到今天，很多地方尤其是沿海地区，土地利益几乎已经消耗殆尽。地方政府因此转向了各种地方债务，地方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危机一个难以消化的潜在根源。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重新改革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要不就是中央下放更多的财权给地方政府，要不就是把更多的地方责任集中到中央，达到财权和责任之间的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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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方向明确了，如何落实仍然是个大问题。近年来，中国各界对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久，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就是没有去面对它、解决它。应当说，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中央手中。如果中央继续推卸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地方仍然会去寻找各种经济资源。除了向银行借钱，搞各种债务，地方必然继续向社会攫取财政资源。结果，必然加剧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一旦社会矛盾爆发，最终的责任还是由中央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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