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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筹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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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从《决定》所述的重塑中央地方关系的内容来看，中央政府一方面会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源，从而是更大的财权；另一方面中央本身也势必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是符合现代国家建设规律的。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民权”，这个“公民权”应当是由全国性的制度，而非地方性的制度作为保障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大多数人们称之为“公共服务”的东西，没有一项是全国统筹的，连省级统筹也都没有，只有市级统筹。因此有人说，中国只有“市民”，而没有“公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的社会流动程度会越来越高。这要求中央政府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尤其是跨区域的公共服务。随着中央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范围的扩展，“公民权”也会不断到位。不过，人们也应当对此抱有现实主义的态度。像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并且地方差异巨大，实现“公民权”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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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领域的第三对关系就是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城乡二元分割是个老问题。无论怎么说，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并且在各个阶段都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在毛泽东时代，政府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以农补工，通过牺牲农民利益的方式，推进了国家主导的第一波工业化。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农民以自己的低价劳动力塑造了中国的制造业。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大大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农民本身并没有获取很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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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土地财政对各级政府的贡献，也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前提的。不过，因为各种制度因素，尤其是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农民仍然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地带。可以说，农民参与到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但没有享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利益。如何让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的确是解决城乡分割的主要问题。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这还是一个挑战。如果不改革现存的一系列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这个问题仍然会长期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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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决定》要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突破。土地是中国农民最为重要的财富，是农民的“唐僧肉”。但长期以来，这块“唐僧肉”农民自己享受不到，而被其他有钱有势者所瓜分，包括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开发商和银行等。根据这次《决定》，中国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制度。尽管仍然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但同时容许农民的集体土地，通过不同流转途径进入市场，并且让农民获得土地市场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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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齐下改革户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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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也强调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在户口制度改革上，《决定》也有现实的考量，即不同类型的城市实行不同的户口开放制度，基本原则是城市越大，户口的限制越大；城市越小，户口就越开放。户口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在不同层级的城市已经在展开。要使得户口制度改革更具有意义，还必须和城市体制改革，尤其是城市化或者城镇化结合起来。中国的城市的特点，是每一个城市拥有一个行政级别，而行政级别的高低又决定这个城市所能取得的各方面的资源。尽管大城市已经过于拥挤，但人们还是往大城市跑。原因很简单，大城市所拥有的资源多，中小城市缺少资源，城市建设的软硬件都很差。如果城市体制改革和城市（镇）化能够改变这种现状，户口的改革才会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否则，给予农民一个小城镇的户口，意义并不大。当然，这样的改革也会有利于人才的流动，实现人才“下沉”的目标，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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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领域的第四对重大关系，是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并且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同时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平和社会分化等。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国家开始搞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决定》继续开放政策，并且决定要通过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和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等方式，来推进更全面的开放。上海自由贸易区规定要具有“可复制性”。这次《决定》又强调，“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区（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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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的开放政策也应当包括外部关系。例如，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和东盟自由贸易的升级版，同时对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等新型的高标准贸易组织抱开放和积极的态度。以对外开放促内部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范式。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这个范式的肯定和重申，相信这个范式会继续推进。不过，中国也必须考量如何面对开放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既包括像收入分配不公和财富流失那样的社会问题，也包括像恐怖主义那样的国家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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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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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域并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点，但这次全会也回答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和政治改革问题。首先是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决定》重申了传统的观点，即从人大代表制度、政治协商和基层民主等层面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点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上，解决了前段时间中国社会的“宪政之争”，间接表示了中国既不走左派“不搞宪政”的道路，也不走右派的“西方宪政”道路，而是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走依法治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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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往的公报中往往都是提“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尽管法治、法制一字之差，也体现出执政者理念的不同。“法治”的概念实际上在中共十五大的时候已经提出来，并以此作为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但此后，对法治一直强调得不够。这些年来，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变得模糊起来。2013年年初以来，更是出现了左右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左派简单地把“宪政”和西方政治制度等同起来，反对“宪政”，认为中国不能搞宪政；右派则认为中国应当搞西方式宪政。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了答案，既否定了左派，也否定了右派，中国要搞中国式宪政，就是法制与法治。《决定》使用了一连串“法治”，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并强调要“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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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宪政到底是怎样的？这的确需要人们花大力气去探索。在神权和王权时代终结之后，宪政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大多数国家，不管其制度形式如何，都会强调宪政建设。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精英，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要搞宪政的，有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则另当别论。毛泽东主导下的1954年宪法，和邓小平主导下的1982年宪法，都是执政党宪政道路的探索。不过，应当意识到，西方式宪政并不是唯一的宪政形式。除了西方世界，西方式宪政在其他地区包括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并没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在这些地区，尽管有了西方宪政形式，包括宪法、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但大都是失败的案例。这说明了，各国要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现实，来设计自己特色的宪政。从理论上说，宪政的本质就是法治，就是依法治国，就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宪法和法律的强调，可以为前段时间的争论理清一些重大问题，并且开始中国式宪政的探索，强调司法程序的独立性，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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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体强调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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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及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即执政党主导改革与社会参与改革的关系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社会治理”。对“治理”概念的强调是有原因的。“社会治理”概念的提法，显示出执政党更重视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而非简单地以国家为主体的管理思维方式。从前，无论是“维稳”还是“社会管理”，主体都是政府，都往往被理解成为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官员对人民的管理。这种话语的变化也是一个进步的表现，因为在“治理”的话语里，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都会涉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而且也是社会。如何在制度层面实现“社会的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是“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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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表述和“治理”体制的建设还有很大的距离，主要是对“社会”这一主体强调得不够。全会没有强调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的扶植和培养。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的社会力量在各地的发展也不平衡。这些年来，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社会力量也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如何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已经被提到一些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且在实践层面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地方政府在培养和扶持社会力量的同时，建设社会监管机制，把社会力量视为自己的伙伴，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形成互相支持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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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如果把这部分地方社会制度创新，也纳入全国性制度体系，对国家的治理制度建设必然会产生巨大而积极的影响。很可惜的是，一些官员仍然把社会视为政府的对立面，甚至荒唐地把“公民社会”看成是政府的敌人。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认知，使得这些官员把自己和社会隔离开来，形成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城堡政治”，即政府把自己关在城堡之内，把人民排除在城堡之外。这种局面不改变，政府最终必然会成为社会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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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域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内外关系的协调。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仍然取决于内部的社会稳定及外部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很多年来，中国的内外环境都出现很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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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无论是群体性事件还是个体化的暴力事件，都在上升。同时，因为各种复杂因素，新疆等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也频发。恐怖主义尽管发生在本土，但和国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东变局使得一些国家处于演变成“失败国家”的边缘，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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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事务方面，尤其是周边国家，中国也面临不稳定的局面。无论是对内稳定还是对外安全，中国有太多的部门在处理，往往是高度的内部分权，缺少协调，不同的官僚机构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忽视了它们所要承担的真正责任。怎么办？这是这个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责任。权力的集中和协调可以使得制度运作更具效率，内部稳定和外部安全具有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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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另一方面，人们也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如何防止权力被滥用？这需要法律对这个机构规定其所享有的权力及其边界。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关系需要处理好。首先是内部的稳定和外部国家安全既要协调，但也需要分工。如果用处理外部国家安全的方式来处理内部的稳定，会造成很多政治社会恶果。其次，更需要注意的是，不应当把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稳定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如果由同一个机构来处理，也会产生很多政治社会恶果。这方面，前些年的“维稳机制”所导致的后果，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教训。对一般社会稳定问题，还是必须通过社会建设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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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这些关系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改革的方法和方式方面也有了制度创新，即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不管形式和层级如何不同，这会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体制改革委员会。尽管人们把中国的改革形容为“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是有顶层设计的。80年代的体改委（体改办）就扮演这个角色。对熟悉体改委（体改办）的人，不难理解这个机构在从80年代到9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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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非常复杂，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做研究和顶层设计。21世纪以来，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和没有这样一个机构来辅助领导层有关。在很多年里，也有不少改革出台，但大多数改革方案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为。既得利益者需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了，往往设计好改革方案，让高层认可一下。这种改革追求的是部门利益，而非整体社会利益。结果是，越改革，越糟糕。现在，这个领导小组的成立有望逆转这个被动局面。不过，这仍然决定于这个领导小组的机制设置和人员的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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