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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城市生活并不见得美好，城市生活并不见得方便，城市不见得使人更长寿。这就涉及这里所说的城市体制改革和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的目标是什么？仅仅是城乡整合？仅仅是GDP和其他经济目标？还是城市人的生活？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将实现经济增长和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统一起来？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为社会管理打下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如何在提高城市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改善城市的文化？一句话，如何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达到人们所设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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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在没有思考清楚这些问题之前，盲目推进城市化，或者追求单一的城市化目标，最终就会产生无穷的城市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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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推进城市化？从历史的经验和城市化现实环境来看，城市化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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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以人为本的目标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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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以人为本”那么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城市化的目标是以人为本，城市化可以为城市居民带来幸福生活。强调城市是人居住的地方，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在中国传统的概念中，城市实际上是军事要地，核心是国防，是政治，而不是人。中国城市的关键词是“城”，城市也被称为“城池”。近现代大多西方城市起源于商贸要地，关键词是“市”，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的居住问题。后来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也带来了城乡整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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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城市化就没有问题了，但城市化以人为本这一目标是明确的。西方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使用了数百年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在设计时考量到了人的需要问题。城市建筑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建筑，而不是为了建筑本身。在中国，这一点到现在为止，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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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今天强调新型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新型城市化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加以讨论，一是城市的升级，二是探索新型城市化。对城市化已经到达一定程度的城市来说，城市化的目标是城市如何升级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发展的问题。而对正在进行城市化或者刚刚开始城市化的地方来说，就是如何避免早先城市化所产生的弊端，探索另一种城市化道路的问题。尽管中国的新型城市还会不断出现，但对今天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升级的任务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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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必须要把重点放在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推进城市升级的问题，主要是要突出城市化和城市升级过程中的软件问题，包括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等方面。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不强调硬件建设并不等于这方面没有问题。讲城市软件建设，必须把重点放在城市建设如何以人为本。人们实在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硬件方面的新型，例如新型的大楼、新型的立交桥、新型的交通工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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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把“人”的因素引入到城市化里面来，并且成为城市化的优先考虑，那么就必然会产生方方面面的“新型”来。在城市化过程中，那些关乎人的因素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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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城市的管理体制也是人的问题。现在的城市管理体制的对象不是人，不是城市居民。现存体制太多地侧重于“上级管理下级”，就是“上级官员管理下级官员”，而不强调如何管理城市人。管理官员的官员太多，而管理城市人的官员太少。前者造成官僚体制内部的巨大摩擦，后者造成官僚体制和城市居民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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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1704494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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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第五部分如何推进经济进一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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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170449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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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资本主义危机还是国家权力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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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新一波全球化。和以往的全球化一样，西方资本仍然是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但是为什么这波全球化使整个世界深陷危机？这里涉及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当代经济危机到底是资本主义危机还是国家权力危机？最近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大家都在讨论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现出极其悲观的态度，但实际上又是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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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资本主义也的确面临严峻挑战，但究其本质来说，今天的危机是国家权力危机。资本主义就是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无论从市场的拓展和利润的最大化来说，资本主义并没有产生任何的危机。相反，危机的本质是国家权力。就是说，国家权力无法应对全球化形态下的资本主义。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的转型，及其如何弱化主权国家的权力。我们先来讨论西方国家，在以后的文章中再逐一讨论东亚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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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多方面，其中两大变化尤其显著。第一是资本主体的变化，主要是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资本主义，转型到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金融资本主义。第二是制造业本身的转型，即从工业资本主义到后工业资本主义。但无论是金融资本主义还是制造业资本主义，现在都在全球化环境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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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或者说，经济的全球化对资本主义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简单地说，传统资本主义是一种主权经济，而全球资本主义则是超越了主权国家边界的经济体。在主权经济形态下，大多数生产要素都是主权国家可控的。古典经济学家所界定的主要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这些都在国家的边界内部发生，也是可控的。但全球化已经急剧地改变了一切，对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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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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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经济伦理的影响。资本尽管以利润为目的，但在资本运作过程中，伦理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种伦理出自不同的方面。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有《道德情操论》一书，认为人具有道德的一面，企业家或者资本者也一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宗教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的道德面。韦伯认为，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包括的勤俭节约、努力工作等美德和宗教（主要是新教伦理）有关。在这里，利润和赚钱只是手段，是为了人的自我拯救，因为基督教告诉人们，每一个人都有“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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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资本的经济伦理和主权国家有关。无论是人的道德天性还是宗教因素，所有的伦理都产生于不同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资本的经济伦理，产生于资本者和受雇者之间的互动和交往。在主权经济内部，很多因素使得这两者交往容易产生伦理，例如同一种宗教信仰、统一民族、统一语言、统一皮肤等等。马克思看到了资本的剥削本质，他提倡国际主义，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或者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并没有达到目标。有人说，在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较量中，后者胜出。也就是说，本国内部的资产者和受雇者之间的妥协，较之本国受雇者和他国受雇佣者之间的合作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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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我考察广东和浙江，发现广东外资多，浙江内资多，广东的劳动纠纷要远远多出浙江。我发现，在浙江，投资者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一些，因为他们大多雇用当地工人或者外地工人，工人和老板之间容易产生一种共同的认同。老板不可以太过于剥削本地人或者本国人，否则老板的名声会在当地很差。但在广东，外资大多来自中国香港、台湾以及韩国和日本。这些外国老板和工人之间很难产生共同的认同感，关系往往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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