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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城市化就没有问题了，但城市化以人为本这一目标是明确的。西方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使用了数百年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在设计时考量到了人的需要问题。城市建筑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建筑，而不是为了建筑本身。在中国，这一点到现在为止，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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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今天强调新型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新型城市化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加以讨论，一是城市的升级，二是探索新型城市化。对城市化已经到达一定程度的城市来说，城市化的目标是城市如何升级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发展的问题。而对正在进行城市化或者刚刚开始城市化的地方来说，就是如何避免早先城市化所产生的弊端，探索另一种城市化道路的问题。尽管中国的新型城市还会不断出现，但对今天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升级的任务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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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必须要把重点放在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推进城市升级的问题，主要是要突出城市化和城市升级过程中的软件问题，包括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等方面。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不强调硬件建设并不等于这方面没有问题。讲城市软件建设，必须把重点放在城市建设如何以人为本。人们实在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硬件方面的新型，例如新型的大楼、新型的立交桥、新型的交通工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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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把“人”的因素引入到城市化里面来，并且成为城市化的优先考虑，那么就必然会产生方方面面的“新型”来。在城市化过程中，那些关乎人的因素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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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城市的管理体制也是人的问题。现在的城市管理体制的对象不是人，不是城市居民。现存体制太多地侧重于“上级管理下级”，就是“上级官员管理下级官员”，而不强调如何管理城市人。管理官员的官员太多，而管理城市人的官员太少。前者造成官僚体制内部的巨大摩擦，后者造成官僚体制和城市居民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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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1704494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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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第五部分如何推进经济进一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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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170449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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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资本主义危机还是国家权力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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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新一波全球化。和以往的全球化一样，西方资本仍然是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但是为什么这波全球化使整个世界深陷危机？这里涉及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当代经济危机到底是资本主义危机还是国家权力危机？最近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大家都在讨论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现出极其悲观的态度，但实际上又是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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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资本主义也的确面临严峻挑战，但究其本质来说，今天的危机是国家权力危机。资本主义就是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无论从市场的拓展和利润的最大化来说，资本主义并没有产生任何的危机。相反，危机的本质是国家权力。就是说，国家权力无法应对全球化形态下的资本主义。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的转型，及其如何弱化主权国家的权力。我们先来讨论西方国家，在以后的文章中再逐一讨论东亚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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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多方面，其中两大变化尤其显著。第一是资本主体的变化，主要是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资本主义，转型到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金融资本主义。第二是制造业本身的转型，即从工业资本主义到后工业资本主义。但无论是金融资本主义还是制造业资本主义，现在都在全球化环境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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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或者说，经济的全球化对资本主义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简单地说，传统资本主义是一种主权经济，而全球资本主义则是超越了主权国家边界的经济体。在主权经济形态下，大多数生产要素都是主权国家可控的。古典经济学家所界定的主要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这些都在国家的边界内部发生，也是可控的。但全球化已经急剧地改变了一切，对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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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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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经济伦理的影响。资本尽管以利润为目的，但在资本运作过程中，伦理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种伦理出自不同的方面。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有《道德情操论》一书，认为人具有道德的一面，企业家或者资本者也一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宗教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的道德面。韦伯认为，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包括的勤俭节约、努力工作等美德和宗教（主要是新教伦理）有关。在这里，利润和赚钱只是手段，是为了人的自我拯救，因为基督教告诉人们，每一个人都有“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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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资本的经济伦理和主权国家有关。无论是人的道德天性还是宗教因素，所有的伦理都产生于不同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资本的经济伦理，产生于资本者和受雇者之间的互动和交往。在主权经济内部，很多因素使得这两者交往容易产生伦理，例如同一种宗教信仰、统一民族、统一语言、统一皮肤等等。马克思看到了资本的剥削本质，他提倡国际主义，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或者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并没有达到目标。有人说，在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较量中，后者胜出。也就是说，本国内部的资产者和受雇者之间的妥协，较之本国受雇者和他国受雇佣者之间的合作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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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我考察广东和浙江，发现广东外资多，浙江内资多，广东的劳动纠纷要远远多出浙江。我发现，在浙江，投资者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一些，因为他们大多雇用当地工人或者外地工人，工人和老板之间容易产生一种共同的认同。老板不可以太过于剥削本地人或者本国人，否则老板的名声会在当地很差。但在广东，外资大多来自中国香港、台湾以及韩国和日本。这些外国老板和工人之间很难产生共同的认同感，关系往往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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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例子可以支持主权经济体的经济伦理，而广东的例子支持全球化情况下的经济伦理缺失的状况。全球化表明全球市场的形成，这一市场的存在表明，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被国际化。资本的本质是要用全球市场来追求最大的利润。国际市场的廉价劳动力是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动因。但是因为雇用的是外国劳动者，经济伦理对资本者的约束大大减少，甚至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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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理解，随着中国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其也必然成为“血汗工厂”中心。“血汗工厂”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工人的权利缺失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劳动保护制度的缺失或者不完善，更是因为资本者在对待外国工人时缺少道德约束。实际上，在缺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任何法律和法规体系都无法约束资本者。富士康很难像对待中国大陆工人一样对待台湾的被雇用者。很多经验材料表明，很多著名的跨国公司，一旦到了中国之后，它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就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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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产业、就业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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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全球化对就业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主权经济时代，产业发展具有边界，即在主权国家内部，产业发展因此产生就业。但全球化已经急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一些和技术相关的产业，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和企业所雇用的工人可以分离开来。在主权经济内部，“德国制造”意味着德国的技术，由德国工人制造的产品；“日本制造”意味着日本技术，由日本工人制造的产品。在这里，技术产生两个产品，第一是产业，第二是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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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普遍的情形是一种技术由国家A的公司所拥有，但产品则是国家B的工人制造。简单地说，在全球化时代，一种技术既可以不产生产业，也可以不产生就业。在主权经济时代，美国的技术造就了美国的产业和美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但在今天，美国仍然拥有技术，但其产业和工人阶级则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美国的产业在哪里？工人阶级在哪里？美国的产业在珠江三角洲，美国的工人阶级的主体则是中国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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