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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技术不产生产业和就业，另一边是制造业只有就业，但没有产品。例如美国的技术可以给中国带来制造业，即加工业，但中国则没有自己的产品。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加工业基地，但中国自己的产品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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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业方面，尽管制造业为中国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因为上述道德因素的缺失，就业领域很容易出现变相的劳动奴役制度（即人们所说的“血汗工厂”）。可以这么说，在主权经济时代，制造业不仅制造出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且也逐渐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工资不断提高，最终造就了中产阶级。产业工人是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最主要的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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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全球化状态下，制造业就很难促使产业工人转型成为中产阶级，因为资本者可以拼命压低外国工人的劳动工资，或者不断雇用廉价工人。珠江三角洲使用农民工已经数十年了，但有多少农民工已经转型成为中产阶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工业化的时候，花了20多年的时间就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来，但在珠江三角洲，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发生在主权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起飞则发生在全球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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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主权国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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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球化大大弱化了主权国家的税收能力。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已经没有主权边界。但是，政府仍然具有主权性。实际上，民主的大众化（即大众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崛起，已经大大强化了政府的主权性。以往，主权国家和主权经济重合，现在则分离开来。在重合的情况下，主权国家比较容易对主权经济体征税。各个国家到目前为止的税制还是传统主权经济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公司通过“跨国”形式来逃避征税。一些人认为，跨国公司除了要寻找劳动成本低的投资目标外，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逃避本国政府的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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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活动全球化之后，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的税基大大缩小。如何在全球化状态下设计新的税收制度，这是所有主权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西方一些国家因为经济全球化开始得早，至少有意识要对全球化的经济活动进行征税，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都有不同的征税机制。不过，所有这些征税机制很成问题，所有这些国家都难以对流落到海外的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征税。更加严重的情况是，因为存在着全球化的条件，主权政府也难以对仍然处于本国的公司和富人进行过多的征税，因为一旦加重税负，这些公司和富人可以选择离开本国，远走他乡。美国政府现在就面临这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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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征税相关的是全球化对主权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影响。市场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市场越大，财富也越大。经济的全球化造就了世界性市场。的确，这一波全球化为各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在全球财富大增的同时，收入差异也越来越大。一个显著的全球性现象就是，这一波全球化以来，所有卷入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趋势。也就是说，全球化的速度和收入差异速度是同时发生的。全球化速度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全球化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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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二次分配失效。通过税收政策而实现的二次分配，是大多数国家解决社会群体之间或者区域之间收入差异的最主要的工具。政府通过税收政策，一方面调节经济发展（例如通过减税以提高投资者的动力），另一方面来保障基本社会公平。但是如前面所讨论的，公司通过“跨国”形式来逃避税收，这有效制约了主权政府的征税功能，导致二次分配的失效。而二次分配的失效，必然恶化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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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失效使贫富差距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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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导致了一次分配的失效。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跑到哪里去了？在任何国家，一次分配较之二次更为重要，一次分配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二次分配是政策性的，是一次分配的一个补充。在一次分配失效的情况下，二次分配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欧美发达国家一直努力通过一次分配，例如反垄断和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来，实现一次分配的基本公平，然后用二次分配来改善公平。日本和亚洲的“四小龙”也如此。全球化又是如何导致一次分配失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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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针对国内企业的反垄断机制已经变得不相关。现在的跨国企业越做越大，其经济活动遍布全球。尽管企业巨大，但地理分布非常分散，分布于不同的主权国家内。垄断越多，分配就越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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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最初，所有权和管理权合一，不存在分配问题。后来随着企业的做大，就出现了两者的分离，即所有者雇用专业人员来管理企业。这里，所有者的权力仍然大于管理者。但全球化已经导致管理者“坐大”的情况。至少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所有者”弱化。在很多情形中，所有者表现为一个集体，即一个公司的投资者有很多人，例如企业的持股人都可以说是所有者。作为一个投资集体，其权力必然是分散的。第二个因素是企业投资的分散化。现代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往往投资在不同的领域。第三个是企业体制的全球化。第二、第三个因素在很多场合是重合的。而这些环境变化使得现代企业变得极其复杂。这更需要专业背景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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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者”（管理者）打败“所有者”成为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些年来，跨国公司尤其在金融领域，打工者往往获得巨额工资和奖金（红包）。在很多场合，即使在企业亏损的情况下，这些“打工者”仍然可以获得大量的奖金。这种现象尽管导致整个社会的不满，但仍然在继续。为什么？因为企业不能失去这些“打工者”。一旦失去了他们，企业的命运会变得更差。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实际的还是心理上的），“打工者”很容易挟持企业。企业的很大一部分财富就进入了“打工者”的口袋，而非所有者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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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劳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面已经讨论过劳资在主权空间上的分离（即企业可以雇用外国工人）的情况。也就是说，因为不用付给外国工人足够高的工资水平，致使外国工人所创造的大量财富流向了资方和其管理者。这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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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为资本带来了无穷的空间。可以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但很显然，全球化在强化资本力量的同时，大大弱化着国家权力。这要求国家权力的转型。历史上，每一次资本主义的转型必然带来国家权力的转型。在这一波全球化下，国家权力又如何转型呢？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需要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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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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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年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如何看待这种新情况？目前有三种观点。在乐观一边，也仍然有官员和学者坚信，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仍然可以维持高增长。不过，也有极其悲观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早地进入了低增长阶段。一些持很强意识形态观点的人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会解体。然而，大多数人既不相信继续的高增长，也不认为中国经济会解体。他们的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中等增长阶段。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视角看，从高增长过渡到中等增长阶段绝对是正常现象。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维持永恒的高增长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从高增长过渡到中等增长，再过渡到低增长，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当然，这期间，科学技术的突破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变数。不过，技术创新往往是可求不可得，什么时候可以发生重大的技术创新，仍然依赖于“命运”这个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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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增长阶段，人均国民所得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随着经济体的扩大，经济增长必然缓慢下来，不管有无其他因素（例如危机）的干预。从高增长过渡到中等增长是必然的。不过，这个过渡必须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的波折不能过大，过大了就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搞不好会对国民经济造成摧毁性的负面影响。或者说，这个过渡处理得好不好，决定了中国经济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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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对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关键的。从经济上说，它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有关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所能带来的恶果，中国各方面已经讨论了很久，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须要指出的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唯一能够防止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手段。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的20来年间实现中等经济增长，中国就会进入高收入社会。不过，要把国家带入高收入阶段并非容易。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中经济体只有十几个成功地进入了高收入社会，而大多数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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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经济增长对社会发展来说更为重要。中等经济增长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维持劳动收入的可持续增加，从而促成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或者中产阶级社会。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社会稳定最有效的保障。在这些方面，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总体的情形是：就业不足、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中产阶层过小。就业不足尤其表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群体中。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失误，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企业找不到有用的技术人才。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和劳动者都没有动力来提升技术和技能水平。在低技术和技能的条件下，劳动者工资水平低下。结果，中产阶层不能壮大。中产阶层过小，社会就没有一个稳定的结构，依靠政府用“维稳”机制来维持稳定，造成暴力机器过度使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高度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经济增长速度突然减慢，就会导致无穷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很多本来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因为发展停滞了就爆发出来。如果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可以实现中等经济增长，很多问题还是可以通过发展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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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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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不仅要达到中等经济增长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可以有助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增长。就是说，光有中等经济增长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很多年来，中国的确实现了高增长，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那就是已经形成了排他性的发展，即增长越高，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社会越来越分化，越来越不稳定。所以，要把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放到同样的位置上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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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层面来说，可持续经济发展更是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决定了政治结构，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在各社会阶层的分配。很显然，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一个国家要实现民主政治将是极其困难的。如果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以给中国带来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实现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反之，如果缺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即使有了所谓的民主（例如选举政治），这个民主政治也不是人们希望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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