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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对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关键的。从经济上说，它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有关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所能带来的恶果，中国各方面已经讨论了很久，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须要指出的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唯一能够防止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手段。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的20来年间实现中等经济增长，中国就会进入高收入社会。不过，要把国家带入高收入阶段并非容易。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中经济体只有十几个成功地进入了高收入社会，而大多数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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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经济增长对社会发展来说更为重要。中等经济增长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维持劳动收入的可持续增加，从而促成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或者中产阶级社会。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社会稳定最有效的保障。在这些方面，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总体的情形是：就业不足、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中产阶层过小。就业不足尤其表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群体中。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失误，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企业找不到有用的技术人才。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和劳动者都没有动力来提升技术和技能水平。在低技术和技能的条件下，劳动者工资水平低下。结果，中产阶层不能壮大。中产阶层过小，社会就没有一个稳定的结构，依靠政府用“维稳”机制来维持稳定，造成暴力机器过度使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高度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经济增长速度突然减慢，就会导致无穷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很多本来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因为发展停滞了就爆发出来。如果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可以实现中等经济增长，很多问题还是可以通过发展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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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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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不仅要达到中等经济增长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可以有助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增长。就是说，光有中等经济增长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很多年来，中国的确实现了高增长，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那就是已经形成了排他性的发展，即增长越高，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社会越来越分化，越来越不稳定。所以，要把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放到同样的位置上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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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层面来说，可持续经济发展更是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决定了政治结构，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在各社会阶层的分配。很显然，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一个国家要实现民主政治将是极其困难的。如果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以给中国带来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实现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反之，如果缺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即使有了所谓的民主（例如选举政治），这个民主政治也不是人们希望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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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今后20年间实现可持续的中等经济增长，人们首先需要回答很多基本问题：从前的高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已经做了些什么？什么领域做过度了，什么领域还做得不够？什么领域还可以继续做？什么领域不可以再继续做？还有什么新的领域可以开创？通过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人们不仅可以明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现状和今后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明了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改革应付、管理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改革来避免再产生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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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所有这一切，谁来做？人们的确可以确信中国完全有潜力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但要把这些潜力发挥出来，中国需要的是改革。只有通过继续的改革，中国才能避免这样一种悲惨的结局：国家在没有完全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了。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这种情况，现代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更是鲜明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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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是明朝。明朝是世界海洋历史的开始。在当时的中国，无论从国家到社会，中国都有巨大的潜力成为世界海洋大国。中央政府有能力把国家带向海洋大国。“郑和下西洋”足以证明了当时王朝的物质能力。在社会层面，海洋商业趋于发达，当时所谓的东南沿海盛行的“倭寇”，实际上是中国海洋经济和贸易力量的体现。如果这些潜能发挥出来，中国也就不是日后人们所看到的中国了。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所具有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呢？简单地说，有两个因素有效阻碍了这种潜能的发挥。第一是意识形态。海洋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基于农业之上的王朝政治的意识形态。第二是既得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害怕海洋经济会损害其庞大的利益。陈旧的意识形态和庞大的既得利益的有机结合，使得中国在明朝失去了成为海洋国家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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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同样是政治因素阻碍了它们的继续发展和崛起。我们可以举亚洲一些国家的例子。在20世纪60年代，泰国和菲律宾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很多国际组织都把这两个国家视为是亚洲的未来。但是不久，这些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今后的数十年里没有能够继续发展经济，实现国家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型。为什么？同样是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从意识形态看，这些国家过早地接受了西方民主概念，也过早地引入了西方式民主。在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引入西方式选举民主，对这些社会产生了结构性的问题。在没有把经济蛋糕做大的时候，选举政治经常演变成为分蛋糕政治。没有政治力量能够组成一个有效的政府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反，他们都来争抢蛋糕。争抢蛋糕又往往演变成激烈的内部冲突，甚至暴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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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早陷入了“低度民主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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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表面上的民主也演变成为既得利益维持其利益最有效的手段。当人们都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当各种既得利益利用民主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任何有意义的政治变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些社会，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结果，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治过早陷入了“低度民主陷阱”。如果不能脱离“低度民主陷阱”，这些国家难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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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中国能否从中等收入阶段顺利地过渡到高收入阶段呢？很多学者和观察家早已经乐观地指出这种可能性。不过，这里的关键不是经济要素而是政治。政治组织得有效，中国就有可能在今后20来年时间里跃升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如果政治出了问题，中国也很有可能像其他很多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后一种可能性是人们所担忧的。很显然，这种担忧是有很多根据的。无论从这些年中国经济改革毫无大的进展，还是从围绕着十八大而进行的政治来看，中国也开始出现弱政府（领导层）现象。执政党内部已经出现大量的分利集团。分利集团的目标不是要继续把蛋糕做大，而是要多分现存的蛋糕，或者要把新做大的蛋糕收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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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此目的，分利集团两面出击。一是争取更多更大的政治权力。二是各自固守自己的意识形态。严格说来，执政党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而是有许多意识形态。每一个分利集团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认同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塑造一种意识形态，再努力把这些意识形态塑造成官方的意识形态。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中国很有可能再次出现明朝那样的情形，即在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或者像很多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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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说，十八大对中国未来的意义非凡。中国是否可以从高增长过渡到较长时期的中等增长，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主要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层，来克服分利集团的分利行为，而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八大所产生的新领导层能否承担此重任，则是人们拭目以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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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的高经济增长阶段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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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回答过去的高增长是如何取得的。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从低基数开始。基数低、规模小，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最初阶段实现高增长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包括结构、制度和政策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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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层面，主要因素包括人口红利、经济结构（例如从农业转向工业经济）、开放（投资和贸易）等。这些因素如何推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已经有很多分析。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这些因素互相关联和强化。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例如农民工）还是开放（加工业），其核心都是人口红利。这些年来，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制造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1985年，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80%左右。2011年，农村人口已经低于城镇人口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应当指出的是，技术的提高来自于应用，而非创新。无论是国内的企业的技术，还是外资企业的技术，都依赖于现有技术的应用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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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层面，主要是改革。改革本身也在几个层面上促进经济增长。首先是通过改革废除了诸多旧的、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农业集体化。其次是通过改革促成了一些现存制度的变迁，使其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比如保存了国有企业，但却改变了国有企业管理的激励机制。其三，通过改革创设了一些新的制度，来保障和促进经济的增长。比如说财政上的分税制。在这方面，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中国的体制改革涉及几乎是所有的领域，包括宪法、法律、行政等基本国家制度，和税收、财政、金融、产权等领域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所有这些制度上的变化，才促成了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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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层面，促成高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是学界和政策领域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这里又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国家是如何通过干预经济来实现高经济增长的。首先是国家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高增长是投资驱动的。其次是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经济增长的速度。再次，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来保证高经济增长。如果说在前面两个层面，也是世界上其他政府经常使用的方法，但把国有企业作为工具来实现高经济增长，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即对大型国有企业组建企业集团，而对中小企业则实行中国式的私有化，即民营化。“抓大”和“放小”都推动了经济的高增长。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不仅被用来应付金融危机，而且被用来保障维持高经济增长，即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入国有企业部门，促成其经济活动的大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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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今天人们说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从高增长阶段，进入到中等增长的阶段，就意味着上述三个层面的要素所能带来的发展动力，都已经不足以继续支撑以往的增长速度。这要求对这三个层面逐一进行一些分析，然后寻找如何通过改革，再次激活这些层面的要素，或者如果这些要素不可能再被激活，就要寻找新的增长要素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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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长难以为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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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高增长难以为继？首先来看结构领域是如何失去增长优势的，这里的要素是上面所提及的人口红利和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和很多现在的发达国家也就是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势必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目前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已达到顶点。60岁以上的人口将从目前的12%，上升到2050年的31%。换句话说，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口红利的消失无论对内部经济还是外部经济，都在产生负面的影响。劳动力不再便宜，生产成本急剧提高，对内资和外资都产生影响。劳动成本的提高，会迫使很多内资或者外资转移到其他能够提供便宜劳动力的国家和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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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失衡也是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因素。近年来所面临的世界经济不景气或者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造就了一个外向型经济体，高度依赖贸易和投资，对外出口高度依赖欧美市场。但这些年的经验表明，这种方式难以为继。因为经济危机，欧美国家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很显然，中国无力改变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年来，中国资本“走出去”遇到的巨大困难，只是其中一个困难指标。也同样重要的是，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的现实。实际上，中国是第一个仍然很穷但不得不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领导者角色的国家。这个事实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感觉到力不从心。这些因素都在促成近年来中国力图从外向型经济，转型为内需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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