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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经济需要在结构层面进行调整。不过，在任何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很长的时间。人口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一旦一种生育方式形成，很难在短时期内加以调整。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育儿成本高涨，妇女的高教育化和职业化，生育率必然降低。中国一些大城市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要保持人口的可持续性，中国需要对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不过，从近期来看，只要政策得当，中国不至于发生由人口红利消失的经济危机。例如，中国可以延长退休年龄。从中长期看，中国不可避免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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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世界经济失衡也需要各国的努力才能重新回到均衡状态。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仍然在整个经济体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尽管欧美市场萎缩，但因为中国经济和欧美经济之间的高度依赖关系，中国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欧美市场。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是逐步和缓慢的。同样，中国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的进出口，不过，增加的速度也同样是逐步和缓慢的。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外向型经济仍然会继续，但外向型经济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促成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但通过调整外向型经济来保持中等经济发展速度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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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唯一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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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层面，唯一有希望可以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城市化。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是生产要素（包括人力、技术和资本）在市场中的合理流动。过去30年间，部门间的要素流动提高了生产率：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国内国外之间。未来城市化可通过加强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流动，从而提高生产率。如果有足够的改革，中国的城市化或者新型城市化，可以继续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但这需要大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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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需要加以特别强调的是，人们往往给予高度关注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需要再讨论。不过，技术创新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多还是会继续依赖技术的应用，而非创新。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重视创新，或者中国不需要创新，而是因为创新往往是可求不可得。中国的技术发展模式更多的会像日本和韩国那样，应用技术并在一些方面加以改进或者创新式改进，但不会是像欧美的创新模式，即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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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层面，凯恩斯主义似乎也到了尽头。在过去30多年，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无论是在沿海还是在内地，中国的基本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过度投资的趋向。例如，桥梁、公路和码头等拆了又造、造了又拆，尽管国内生产总值有了，但对人力和资本，尤其是一些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造成了过度的浪费，不能对经济质量的提高有任何帮助。同样，国有企业的简单扩张也难以为继。过去数年的大扩张已经造成了极其负面的效应。国有企业的大扩展挤占了原来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的发展越来越难，既没有投资的空间，也缺乏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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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说，投资不再重要了。尽管在很多地区，中国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已经过度，但在西部地区仍然有空间。不过，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经济活动量的大小有关联。西部投资规模可以有多大，取决于西部经济活动的规模。而西部经济规模的变迁，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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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主要的投资领域是在社会领域。很简单，中国到目前为止的社会投资远远不足。中国的社会政策刚刚开始，仍然需要大量的对社会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和医院的投资。例如，中国的学校建筑尤其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建筑和教育设施，质量极其低下。再如，因为老龄化社会来临，医院和养老设施严重不足，需要大量的投资。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尽管这些社会投资对经济增长会有间接的正面影响，主要是通过建设消费社会的途径，但社会投资已经不可能支撑经济高增长，也不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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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必须强调的是近年来中国的科技政策趋向。中国经济要提升质量，实现从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的转型，科技是关键，对科技研究要做大量的投入。这一点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国家主导的科技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往常的情况是，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投入科技创新。而接受国家资本的往往是国有企业，而非民营部门。尽管从中国现实的情况来说，很多国有企业承担着国家技术创新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民营企业就不能创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不比国有企业的低。因此，科技投资的分配必须把民营企业考量在内。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经济体都是通过培植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而崛起的。中国如果一味地把科技创新的大量投资，注入国有企业而歧视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不仅没有效率，国有部门反而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把科技创新演变成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科技创新最终必然会演变成经济活动的简单扩张。同时，从长远来看，民营企业发展不起来，国家的经济结构会处于长期的失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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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的中等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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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结构转型需要时日、凯恩斯主义政策穷尽和技术创新依赖“运气”的情况下，要实现长期的中等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还是各方面体制的改革。这里所指的体制不仅仅是经济体制，而且也包括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在任何国家，体制改革都不单纯，都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因素。那么，在经济、社会和行政体制领域内，什么样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变革可以促成长期的中等经济增长呢？这里先来讨论经济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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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领域的改革必须具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在中短期内保持中等经济增长，从长远看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性。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把短期的经济增长和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有效结合起来。要达到这个目标，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领域内至少可以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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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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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社会，税收体制既可以遏制经济增长，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国家也通过税制的二次分配达到基本的社会公平。对这些，中国社会已经讨论很多，没有必要在这里做更多的论述。但有两点还必须加以强调。第一，通过税制来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之间的平衡。第二，通过税制改革来改善中国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减少和保护社会最底层的同时，大力促进中产阶级的成长。近年来，很多讨论过分强调通过二次分配来实现社会公平。二次分配当然很重要。但必须意识到，在实现基本社会公平方面，二次分配只是一个补充，而一次分配是结构性的，更为重要。通过税制改革来改善经济结构，通过改善经济结构来改善社会结构，从而实现社会公平，这种途径和方式必二次分配更为有效。目前的结构性减税改革是一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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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不仅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在恶化社会公平。首先，目前的税制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而不利于中小型、微型企业。税制的改革要改变这个局面，对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发展中小型和微型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好手段。就业是个人和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一旦没有了就业，那么再多再好的来自国家二次分配的社会保障也难以避免个人和家庭沦落为贫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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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目前的税收制度是造成“国富民穷”和社会非正义的主要根源。目前的税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形成的。分税制在当时非常有必要，因为它保证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但这个制度以牺牲地方财政利益来保证中央财政收入，也已经产生了很多负面的结果。大部分地方财政收入去了中央。当地方财政收入不足的时候，地方政府自然转向社会，从社会吸取各种财政资源。就是说，“中央富、地方穷”必然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中央向地方要钱，地方就向社会要钱。在目前的税制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这两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两个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社会转移到国家，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基本的社会公平就无从谈起。因此，税收制度的改革不仅仅还要强调二次分配，更要强调其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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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制领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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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税制改革一样，即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正义和公平。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两个方面的改革可以考量。首先是限制国有银行业的垄断。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很难改变。但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并不等于个别银行的垄断。可以对银行业进行改制，引入市场化，引入竞争机制。现在银行业的巨额利润是其垄断的产物。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极其低下，而竞争更是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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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金融业也必须向民间开放，大力鼓励和促进民间金融结构的建立和发展。这是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现在的局面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业为一体，就是说，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这些年中央政府也一直在强调国有银行要支持中小企业，但并没有什么结果。这是制度设计的原因。要国有大型银行去支持中小企业并不符合经济逻辑，因为国有银行根本不会有任何经济上的动机去支持中小企业，更不用说是微型企业了。如果用行政甚至政治的方法强制国有银行去这样做，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容许民间金融结构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非正式的民间融资渠道和制度一直存在着，只不过是处于非法状态。只要有这个需求，这种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都一直会存在下去。但因为缺少政府的监管，这些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经常导致严重的问题，演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对政府来说，一是要容许民间金融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二要加紧对民间金融结构的监管。民间金融结构的发展同时又能在资本市场上加强竞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资本使用的效率。只有民间金融结构发展起来了，中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才有希望。而只有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起来了，社会结构才会有改善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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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制度领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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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领域，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投资的重点会在社会领域。无论是经济领域的投资，还是社会领域的投资，也必须开放给民营部门。在经济领域，现在国有部门垄断了太多的投资部门，民间资本缺少投资的空间。近年来，中国大量民间资本外流（或者外逃），和缺少国内的投资渠道密切相关。因此，对国有企业垄断领域必须加以重新定义，尽量减少垄断领域，开放给民营部门。社会领域关乎于一个国家的公共服务，政府应当起到主导作用。但即使在这个领域，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也必须开放给民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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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的大扩张、大发展已经在国际社会引发了一场持久的有关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大讨论。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尤其具有争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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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目前在中国国内有很多激烈的争论。总体来看，改革的政策思路主要有二。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思路，即全盘私有化；二是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思路，即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红”。不过，现实地说，这两种思路都行不通。前者可能给中国造成严重的政治和经济恶果。如果一定要用政治和行政手段来强制推行私有化，从中国的政治权力格局和经济结构来看，其结果必然是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局面，即寡头经济的形成。而这样一个结构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后者会继续扼杀民营企业，最终会演变成贫穷社会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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