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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发展和实现“中国梦”的同时，人们也不难观察到，十八大之后，中国各级政官员中，GDP主义普遍回潮。一些官员少谈改革，甚至不谈改革，但大谈特谈GDP增长。他们努力寻找自己要赶超的目标，或者自己后面的“追兵”，往往是其他省份或者县市。所以，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梦”？如何实现“中国梦”？或者更直接一点，GDP主义能够帮助实现“中国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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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可能刚好相反。GDP主义不仅不能帮助中国实现“中国梦”，反而会破碎“中国梦”。从发展的角度来看，GDP主义不仅不能帮助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反而会导致在短时间内耗尽这些潜力，使得中国更快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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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没有“政府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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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上上下下的统一思维模式或者论证方式是：“有GDP不一定幸福，但没有GDP一定不幸福”，或者“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但很简单，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充其量只是一个假命题。GDP是市场上各种经济交易活动的产物。只要有经济交易，就不会没有GDP。很多国家包括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像中国官员那样每天把GDP挂在嘴上，难道这些国家就没有GDP了？当然，中国各级官员想的是通过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追求更高的GDP增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善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辅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确可以得到更高的GDP增长。后发展中经济体都是这样的。更早一些时候，亚洲的日本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所取得的高GDP增长，都是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合作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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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政府之手如何使用？在所有成功的经济体中，政府之手是为了辅助市场，而不是破坏市场，更不是替代市场。如果这样，为了追求GDP，中国政府官员应当去做改革，去做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现在有太多的体制有悖于市场经济，改革了这些体制，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可以充分发挥出来，实现小康社会，甚至高收入社会。现在的问题是，改革体制不容易，甚至改革不动，因为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所以，各级官员避重就轻，转而选择做政府动员式的经济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GDP是如何实现的呢？人们所看到的是各类异化的GDP：有带血的GDP，即政府和资方合作，通过高强度剥削劳工和牺牲人类生存环境的GDP；有破坏社会的GDP，就是把一些重要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产业化、经济化而得到的GDP；有通过人为制造浪费而得到的GDP，公路、桥梁、大楼建了再拆，拆了再建，GDP的确有了，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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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来，GDP主义已经成为所有官员唯一所信仰的信条和意识形态，其他一切意识形态都成为点缀的伪装。一切为了GDP，GDP就是一切。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证明，GDP一直是上级政府衡量下级政府的主要指标，结果就导致了上述种种异化了的GDP。实际上，在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下，在短期内，追求高GDP增长并不难。GDP是市场条件下“交易”的产物，市场“交易”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货币化。当一个社会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灵魂和躯体，都可以置于市场“交易”的时候，这个社会的GDP必然出现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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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结果也是显见的。GDP应当使人幸福，但异化了的GDP使社会异化，使人异化，使社会不幸福，使人不幸福，并且GDP越高，越异化，越不幸福。经济的畸形发展和社会的高度异化，是中国式GDP的典型象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流血流汗、承受GDP增长造成的最大痛苦的社会底层，并没有得到高GDP增长所带来的多大的好处，而获益最大的官员和富人可以做投资移民，做环境移民，带着带血的GDP在国外享受他们所追求的生活。结果，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财富者与贫穷者的高度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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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了的GDP破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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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和稳定应当是中国转型所追求的模式，也就是通过体制改革来追求高质量的GDP，通过质量GDP的增长实现小康社会，达成社会稳定。这便是良性的发展模式。但通过政府动员而追求得到的GDP造成了一个相反的结果，那就是，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高GDP增长，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如果GDP是通过政府动员方式、破坏社会而得到的，社会不稳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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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些异化了的GDP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多年来，中共高层一直在不断强调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中共十六大之后，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政策导向，开始围绕这些政策导向调整发展模式。到中共十七大，更明确提出，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但必须首先提问是什么样的发展。之后人们不断努力淡化GDP主义，不仅高层这么做，一些地方更是实践去追求没有GDP主义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追求质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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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层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希望各级官员不要再去攀比GDP，而是要通过改革追求红利和可持续发展。但很显然，各级官员仍然没有可持续发展观，他们所有的只是任期发展观。就是说，官员只强调他（她）们任期内的短期发展，在任期内实现他（她）们的GDP目标。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人们所说的“市长经济”。在城市建设上，每一个新市长上任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大搞公共工程。一个工程还没有做完，现任市长就走了，新来的市长往往不再继续原来市长的思路和工程，结果再来一个新想法，再搞市政新工程。这个过程，循环往复，没完没了，没有政策和计划的连续性，更没有长远的利益观。这样，中国的城市尽管创造着巨额的GDP，但城市被搞得越来越丑陋，城市居民越来越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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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懂得了各级政府的这一代领导人是在GDP主义下长大的这一事实，GDP主义的再次抬头也就不难理解。但这也就说明了，中国高层在去GDP主义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巨大的阻力。在GDP主义思维的主导下，各级官员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来解读高层的意图。例如，新任总理李克强明明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但一些官员和御用学者就把此解读成为“发展是最大的红利”。不过，这里的差别是显然的，即通过改革而得到的GDP是质量GDP，是好的GDP；后者光强调发展，在实践中必然是以政府动员式的GDP主义。后者恰恰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执政党领导层竭力所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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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博鳌的讲话也明确了要通过改革而求发展。他论述到发展和GDP主义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但是，绝对不能把发展简约成为GDP。习近平强调，中国的确可以追求高GDP增长，但政府不要主动追求。的确，GDP增长很重要，但GDP不应当成为一个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而应当是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客观产物。十八大之后很多地方领导刚刚到位不久，“新官上任三把火”，要在任内取得一些成绩是必需的，但绝对不能是重返GDP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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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淡化GDP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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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方面来说，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实现从中等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的转型需要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二是要有正确的发展战略。其他亚洲社会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是成功的例子，而缅甸、泰国、菲律宾等是不成功的国家。中国如果重新走上GDP主义的道路，必然会步那些不成功的经济体的后路。国家动员式的GDP增长，很容易在短时期内耗尽经济增长的资源，从而致使国家提前并且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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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GDP主义表面上在追求“中国梦”，但实际上在扼杀“中国梦”。异化的GDP很难促成中国人的梦想。从外部看，人们可以从晚清历史学到深刻的历史教训。到1840年，中国的GDP仍然占全世界的29%，也就是最高份额。但GDP总量第一的中国，仍然避免不了被拥有非常小GDP份额的英国所打败。今天不是晚清，中国已经强大。但是作为GDP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尊敬，这是需要人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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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来说，长远看，GDP主义必然是一条自我击败的道路，一条粉碎“中国梦”的道路。实际上，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重要的不是2020年或者2030年中国的GDP有多少，中国会不会超过美国。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要给老百姓一个实现他们的真实“中国梦”的承诺。在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东西阻碍着“中国梦”的实现。如果可以告诉老百姓，中国可以在2020年或者更长远一些时间，可以没有毒奶粉、毒食物，癌症村不见了，空气干净了，环境变好了，中产阶级和企业家感到安全而不用外逃了，法治实现而人人都守规矩了等等，就可以相信，到那个时候，人们可以安然地做起“中国梦”来，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仓促地做“西方梦”了。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老说，“中国梦”并不是那么抽象，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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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只要各级官员还是每天把GDP挂在嘴上，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去做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去追求发展，“中国梦”永远会虚无缥缈。如果GDP主义回潮，中国社会必然继续遭到破坏，10年之后，绝对会变得更加不可治理。对新领导层来说，如何继续淡化GDP主义，有效约束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GDP主义冲动，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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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如何改善中国的法治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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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两年来，中国连续发生了数起法律界违反人权的事件，诸如湖南永州唐慧事件、辽宁马三家劳教所虐待被劳教人员事件等，引发海内外对中国司法界发展的关切。实际上，类似的事情在很多年来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如早些年的“黑监狱”事件，各种城管执法所导致的恶性案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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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执法过程中会出现如此多的违反人权的事件？从各种案例中，人们不难发现几个主要原因。其一是一些老的法律已经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其二是一些新立的法律或者法规在确立的时候，没有考量到执行过程中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第三是执法人员执法不当。其中，前两类居多，属于法律本身有问题。在法律本身有问题的情况下，不管执法人员如何小心地去执行，都会导致违反人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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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法律本身会出现那么多问题？这里涉及中国法律体系建设的主体的政治转型问题，即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中共在很长时间里是革命党，其执政初期，为了满足建设和巩固新生政权的特殊需要，往往用行政和政治替代法律，用意识形态替代法律意识。在这样的条件下所制定的法律，从专业角度看，政治成分多于法律，行政成分多于法律。很多法律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是政治手段和政策，并且是临时的政策。特殊时期产生了特殊的法律和法规，这种现象在其他很多国家的一些特殊时期也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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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关“反革命”的法律，显然是用法律形式出现的政治手段。劳动教养制度（劳教）也是这样，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发动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案例有很多很多。实际上，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根本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基本上处于“无法无天”的状况。当然，这段时期更谈不上人权的概念，就连像刘少奇这样的国家主席也没有任何权利保障，根本就不用说是一般的老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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