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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层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希望各级官员不要再去攀比GDP，而是要通过改革追求红利和可持续发展。但很显然，各级官员仍然没有可持续发展观，他们所有的只是任期发展观。就是说，官员只强调他（她）们任期内的短期发展，在任期内实现他（她）们的GDP目标。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人们所说的“市长经济”。在城市建设上，每一个新市长上任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大搞公共工程。一个工程还没有做完，现任市长就走了，新来的市长往往不再继续原来市长的思路和工程，结果再来一个新想法，再搞市政新工程。这个过程，循环往复，没完没了，没有政策和计划的连续性，更没有长远的利益观。这样，中国的城市尽管创造着巨额的GDP，但城市被搞得越来越丑陋，城市居民越来越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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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懂得了各级政府的这一代领导人是在GDP主义下长大的这一事实，GDP主义的再次抬头也就不难理解。但这也就说明了，中国高层在去GDP主义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巨大的阻力。在GDP主义思维的主导下，各级官员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来解读高层的意图。例如，新任总理李克强明明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但一些官员和御用学者就把此解读成为“发展是最大的红利”。不过，这里的差别是显然的，即通过改革而得到的GDP是质量GDP，是好的GDP；后者光强调发展，在实践中必然是以政府动员式的GDP主义。后者恰恰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执政党领导层竭力所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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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博鳌的讲话也明确了要通过改革而求发展。他论述到发展和GDP主义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但是，绝对不能把发展简约成为GDP。习近平强调，中国的确可以追求高GDP增长，但政府不要主动追求。的确，GDP增长很重要，但GDP不应当成为一个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而应当是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客观产物。十八大之后很多地方领导刚刚到位不久，“新官上任三把火”，要在任内取得一些成绩是必需的，但绝对不能是重返GDP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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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淡化GDP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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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方面来说，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实现从中等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的转型需要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二是要有正确的发展战略。其他亚洲社会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是成功的例子，而缅甸、泰国、菲律宾等是不成功的国家。中国如果重新走上GDP主义的道路，必然会步那些不成功的经济体的后路。国家动员式的GDP增长，很容易在短时期内耗尽经济增长的资源，从而致使国家提前并且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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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GDP主义表面上在追求“中国梦”，但实际上在扼杀“中国梦”。异化的GDP很难促成中国人的梦想。从外部看，人们可以从晚清历史学到深刻的历史教训。到1840年，中国的GDP仍然占全世界的29%，也就是最高份额。但GDP总量第一的中国，仍然避免不了被拥有非常小GDP份额的英国所打败。今天不是晚清，中国已经强大。但是作为GDP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尊敬，这是需要人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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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来说，长远看，GDP主义必然是一条自我击败的道路，一条粉碎“中国梦”的道路。实际上，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重要的不是2020年或者2030年中国的GDP有多少，中国会不会超过美国。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要给老百姓一个实现他们的真实“中国梦”的承诺。在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东西阻碍着“中国梦”的实现。如果可以告诉老百姓，中国可以在2020年或者更长远一些时间，可以没有毒奶粉、毒食物，癌症村不见了，空气干净了，环境变好了，中产阶级和企业家感到安全而不用外逃了，法治实现而人人都守规矩了等等，就可以相信，到那个时候，人们可以安然地做起“中国梦”来，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仓促地做“西方梦”了。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老说，“中国梦”并不是那么抽象，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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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只要各级官员还是每天把GDP挂在嘴上，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去做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去追求发展，“中国梦”永远会虚无缥缈。如果GDP主义回潮，中国社会必然继续遭到破坏，10年之后，绝对会变得更加不可治理。对新领导层来说，如何继续淡化GDP主义，有效约束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GDP主义冲动，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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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如何改善中国的法治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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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两年来，中国连续发生了数起法律界违反人权的事件，诸如湖南永州唐慧事件、辽宁马三家劳教所虐待被劳教人员事件等，引发海内外对中国司法界发展的关切。实际上，类似的事情在很多年来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如早些年的“黑监狱”事件，各种城管执法所导致的恶性案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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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执法过程中会出现如此多的违反人权的事件？从各种案例中，人们不难发现几个主要原因。其一是一些老的法律已经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其二是一些新立的法律或者法规在确立的时候，没有考量到执行过程中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第三是执法人员执法不当。其中，前两类居多，属于法律本身有问题。在法律本身有问题的情况下，不管执法人员如何小心地去执行，都会导致违反人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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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法律本身会出现那么多问题？这里涉及中国法律体系建设的主体的政治转型问题，即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中共在很长时间里是革命党，其执政初期，为了满足建设和巩固新生政权的特殊需要，往往用行政和政治替代法律，用意识形态替代法律意识。在这样的条件下所制定的法律，从专业角度看，政治成分多于法律，行政成分多于法律。很多法律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是政治手段和政策，并且是临时的政策。特殊时期产生了特殊的法律和法规，这种现象在其他很多国家的一些特殊时期也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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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关“反革命”的法律，显然是用法律形式出现的政治手段。劳动教养制度（劳教）也是这样，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发动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案例有很多很多。实际上，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根本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基本上处于“无法无天”的状况。当然，这段时期更谈不上人权的概念，就连像刘少奇这样的国家主席也没有任何权利保障，根本就不用说是一般的老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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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清理不合理的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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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法制建设被提高到执政党的头等议事日程。但是，对旧的、倾向于违背人权的法律没有一个清理过程。这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里，执政党的政策重点一直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上。因此，很容易理解，尽管有大量的立法，但绝大部分都是经济立法，就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立法。第二，在立法方面，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是既得利益之故，执政党很难去触动一些旧法律，即使是已经变得不合理的旧法律。这样，执政者只能做增量改革，就是在不触动旧法律的条件下，颁发新的法律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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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旧的不合理的法律也有一些被动反应。例如，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消了政治性极强的“反革命罪”；在孙志刚事件之后，取消了《收容法》。不过，正是因为这些是被动反应，代价极其高昂。其一，这些变动（修改法律或者废除）是在牺牲了大量的人命、造成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之后实现的。其二，它们是在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之下实现的，而社会压力的产生，表明社会已经对这些法律不可忍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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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政府从来没有自上而下地、系统地清理过旧的法律体系，中国的法律体系面临着很多人权困境。这里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首先是思想意识上的。在立法者（尤其是领导层）的思想意识里，一些过去临时性的法律和法规经常被视为是永恒的。尽管修改过去的法律甚至是废除一些法律，并不见得是要否定过去，而是因为这些过去的法律和法规不适应当代的需要了，但这些立法者往往会把此“误解”成为这样做是否定过去。在中国的政治环境里，过去（即使是错误的过去）往往也是很难加以否定的。很显然，如果过去很难否定，这些过时了的法律也不能加以修正，或者废除。第二，更麻烦的就是这些法律和法规背后的巨大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为了延续，往往想尽各种政治办法，来论证这些过时了的法律和法规的当代合理性，并且在此基础上继续出台类似的法律和法规。这使得中国法律的一些方面，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经常被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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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权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很多方面的人权，主要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权利。同时，随着社会层面老百姓人权意识的提高，也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压力，中国政府也颁发了一些意在保护和改善人权的法律。但因为旧的法律体系没有被清理，新法的作用往往被旧的法律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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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利益玩弄法律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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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旧的法律制度的运作，甚至和这一制度的本意背道而驰。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访制度。上访制度的本意就是让底层老百姓有一个机会来表达他们不能在底层表达的诉求，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但这一制度的运作结果刚刚相反。这一制度既培养了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也培养了体制外的既得利益。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就是依附这一体制而生存的整个系统，这个庞大的系统一直在用各种方式，论证着这一体制的合理性，维持着这一体系。体系之外的既得利益就是人们所说的“刁民”。一些民众利用这一体制的弱点来追求自我利益，并且是孜孜不倦，他们成了专业上访者，基本上占据了这个体制的绝大部分空间。真正需要使用这一体制的老百姓，则根本用不上这一制度。上访制度的效果如何？看看这一体制这些年来，到底是减少了社会矛盾还是增加了社会矛盾，就应当非常清楚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这一体制的存在，不仅造成了社会对法律体系的不信任，也加深着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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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是，这一体制的存在使得法治建设不可能。道理很简单。上访是一种鼓励人们越过法律制度来求得问题解决的政治方法。老百姓用政治方法来提出诉求，政府也必然通过政治方法来回应老百姓的诉求。这样，政治对政治，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而且往往是恶化。上访者群体越来越大，其背后就是这样的政治动力。可惜的是，执政者不但不去反思这一制度的弊端，反而通过确立其他制度的办法，来应付上访制度所产生的弊端。这就是前些年各种“维稳体系”产生和扩张的原因。用一种不合理的新制度，去对付另一种不合理的旧制度所造成的弊端，这样不合理的制度空间越来越扩张。结果法治越来越不可能，人权越来越得不到保障，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整个社会也越来越难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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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法律体系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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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根本上逆转目前这种每况愈下的局面？执政者没有多大的选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主动系统地把法律体系清理一遍。有几件事情是可以做的。首先可以对法律进行分类。第一类，那些需要被废除的就应当加以废除。第二类，需要加以修订和修正的旧法，就要根据法治精神和人权精神加以修订和修正。其次，对那些还有需要但违背人权的法律和法规，就需要寻找替代制度，使之符合人权原则。再次，根据新的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和法规来保护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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