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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四小龙”的收入分配在很多经济体里都算是最平衡的，就是因为他们的中小企业最发达。全世界范围内，大凡是中小企业发达的地方，社会就比较公平。反之大型企业占主导的地方，收入分配也常常不公平。欧美国家花很大精力抓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就业解决工资问题。没有工资，政府最多只能解决低保。有了工资，才可能成为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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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泰国是另一个类型，问题之一是政府社保做得不够，二是企业结构不平衡。这些国家社会分化，政府没有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而政府要做的事情，一方面是社会政策，另一方面也包括企业结构调整的内容。虽然很多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民主，但却几乎没有希望。在那里，民主与暴力、无秩序、贫穷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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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分配与企业结构有何关系？中国需要在分配方面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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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企业结构产生什么样的一次分配。如果说中国的分配不公平，主要是一次分配出了问题。二次分配只是一个补充，是政府通过税收手段的调节。任何国家如果把二次分配作为主体，几乎肯定会失败。欧洲福利过度，实际上就是二次分配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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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产阶层要做大，必须从一次分配入手。在很多国家，国企和民企不平衡是收入不平衡的原因，包括新加坡。在中国的国情下，这个问题主要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不平衡。如果企业结构不良，二次分配也没有用。中国的国家税收能力过去20年间迅速增长，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一次分配出了问题，太强调二次分配也没用，最多就是做一些“杀富济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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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结构不平衡，如何牵制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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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花了20多年时间成功使中产阶层壮大，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产阶层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不充分，主要原因：一是企业结构的问题；二是因为社会保障政策没做好，比如（一个家庭）小孩上学，生一场病，可能就返贫了；三是社会阶层的固化，国有企业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城堡，一般人进不去。为什么有官二代、富二代？就是社会阶层固化了。固化，就是企业结构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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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做的，一是要改变经济结构，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平衡；二是开放制度。中国税收能力强大，社会却越来越分化，说明制度出了问题。西方是税收越来越高，但是它们有民主，所以钱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中国没有相应的制度压力和制约，只是单向互动。也就是说，只能靠好的政府和领导人，才能做到好的分配。在中国，如果只强调税收二次分配，可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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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170449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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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第六部分走出改革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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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170449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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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GDP主义是“中国梦”的最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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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新领导层提出“中国梦”的概念，这是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中国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已经不可避免地从高增长转型到中速增长，另一方面要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如果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即10年至15年内）能够实现中速经济增长，就可以比较顺利地从中等收入社会过渡到高收入社会。这个目标一旦实现，中国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会得到顺利的解决。否则，如果过早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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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发展和实现“中国梦”的同时，人们也不难观察到，十八大之后，中国各级政官员中，GDP主义普遍回潮。一些官员少谈改革，甚至不谈改革，但大谈特谈GDP增长。他们努力寻找自己要赶超的目标，或者自己后面的“追兵”，往往是其他省份或者县市。所以，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梦”？如何实现“中国梦”？或者更直接一点，GDP主义能够帮助实现“中国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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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可能刚好相反。GDP主义不仅不能帮助中国实现“中国梦”，反而会破碎“中国梦”。从发展的角度来看，GDP主义不仅不能帮助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反而会导致在短时间内耗尽这些潜力，使得中国更快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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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没有“政府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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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上上下下的统一思维模式或者论证方式是：“有GDP不一定幸福，但没有GDP一定不幸福”，或者“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但很简单，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充其量只是一个假命题。GDP是市场上各种经济交易活动的产物。只要有经济交易，就不会没有GDP。很多国家包括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像中国官员那样每天把GDP挂在嘴上，难道这些国家就没有GDP了？当然，中国各级官员想的是通过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追求更高的GDP增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善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辅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确可以得到更高的GDP增长。后发展中经济体都是这样的。更早一些时候，亚洲的日本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所取得的高GDP增长，都是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合作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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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政府之手如何使用？在所有成功的经济体中，政府之手是为了辅助市场，而不是破坏市场，更不是替代市场。如果这样，为了追求GDP，中国政府官员应当去做改革，去做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现在有太多的体制有悖于市场经济，改革了这些体制，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可以充分发挥出来，实现小康社会，甚至高收入社会。现在的问题是，改革体制不容易，甚至改革不动，因为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所以，各级官员避重就轻，转而选择做政府动员式的经济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GDP是如何实现的呢？人们所看到的是各类异化的GDP：有带血的GDP，即政府和资方合作，通过高强度剥削劳工和牺牲人类生存环境的GDP；有破坏社会的GDP，就是把一些重要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产业化、经济化而得到的GDP；有通过人为制造浪费而得到的GDP，公路、桥梁、大楼建了再拆，拆了再建，GDP的确有了，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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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来，GDP主义已经成为所有官员唯一所信仰的信条和意识形态，其他一切意识形态都成为点缀的伪装。一切为了GDP，GDP就是一切。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证明，GDP一直是上级政府衡量下级政府的主要指标，结果就导致了上述种种异化了的GDP。实际上，在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下，在短期内，追求高GDP增长并不难。GDP是市场条件下“交易”的产物，市场“交易”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货币化。当一个社会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灵魂和躯体，都可以置于市场“交易”的时候，这个社会的GDP必然出现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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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结果也是显见的。GDP应当使人幸福，但异化了的GDP使社会异化，使人异化，使社会不幸福，使人不幸福，并且GDP越高，越异化，越不幸福。经济的畸形发展和社会的高度异化，是中国式GDP的典型象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流血流汗、承受GDP增长造成的最大痛苦的社会底层，并没有得到高GDP增长所带来的多大的好处，而获益最大的官员和富人可以做投资移民，做环境移民，带着带血的GDP在国外享受他们所追求的生活。结果，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财富者与贫穷者的高度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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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了的GDP破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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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和稳定应当是中国转型所追求的模式，也就是通过体制改革来追求高质量的GDP，通过质量GDP的增长实现小康社会，达成社会稳定。这便是良性的发展模式。但通过政府动员而追求得到的GDP造成了一个相反的结果，那就是，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高GDP增长，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如果GDP是通过政府动员方式、破坏社会而得到的，社会不稳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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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些异化了的GDP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多年来，中共高层一直在不断强调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中共十六大之后，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政策导向，开始围绕这些政策导向调整发展模式。到中共十七大，更明确提出，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但必须首先提问是什么样的发展。之后人们不断努力淡化GDP主义，不仅高层这么做，一些地方更是实践去追求没有GDP主义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追求质量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