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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执法过程中会出现如此多的违反人权的事件？从各种案例中，人们不难发现几个主要原因。其一是一些老的法律已经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其二是一些新立的法律或者法规在确立的时候，没有考量到执行过程中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第三是执法人员执法不当。其中，前两类居多，属于法律本身有问题。在法律本身有问题的情况下，不管执法人员如何小心地去执行，都会导致违反人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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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法律本身会出现那么多问题？这里涉及中国法律体系建设的主体的政治转型问题，即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中共在很长时间里是革命党，其执政初期，为了满足建设和巩固新生政权的特殊需要，往往用行政和政治替代法律，用意识形态替代法律意识。在这样的条件下所制定的法律，从专业角度看，政治成分多于法律，行政成分多于法律。很多法律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是政治手段和政策，并且是临时的政策。特殊时期产生了特殊的法律和法规，这种现象在其他很多国家的一些特殊时期也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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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关“反革命”的法律，显然是用法律形式出现的政治手段。劳动教养制度（劳教）也是这样，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发动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案例有很多很多。实际上，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根本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基本上处于“无法无天”的状况。当然，这段时期更谈不上人权的概念，就连像刘少奇这样的国家主席也没有任何权利保障，根本就不用说是一般的老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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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清理不合理的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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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法制建设被提高到执政党的头等议事日程。但是，对旧的、倾向于违背人权的法律没有一个清理过程。这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里，执政党的政策重点一直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上。因此，很容易理解，尽管有大量的立法，但绝大部分都是经济立法，就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立法。第二，在立法方面，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是既得利益之故，执政党很难去触动一些旧法律，即使是已经变得不合理的旧法律。这样，执政者只能做增量改革，就是在不触动旧法律的条件下，颁发新的法律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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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旧的不合理的法律也有一些被动反应。例如，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消了政治性极强的“反革命罪”；在孙志刚事件之后，取消了《收容法》。不过，正是因为这些是被动反应，代价极其高昂。其一，这些变动（修改法律或者废除）是在牺牲了大量的人命、造成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之后实现的。其二，它们是在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之下实现的，而社会压力的产生，表明社会已经对这些法律不可忍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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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政府从来没有自上而下地、系统地清理过旧的法律体系，中国的法律体系面临着很多人权困境。这里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首先是思想意识上的。在立法者（尤其是领导层）的思想意识里，一些过去临时性的法律和法规经常被视为是永恒的。尽管修改过去的法律甚至是废除一些法律，并不见得是要否定过去，而是因为这些过去的法律和法规不适应当代的需要了，但这些立法者往往会把此“误解”成为这样做是否定过去。在中国的政治环境里，过去（即使是错误的过去）往往也是很难加以否定的。很显然，如果过去很难否定，这些过时了的法律也不能加以修正，或者废除。第二，更麻烦的就是这些法律和法规背后的巨大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为了延续，往往想尽各种政治办法，来论证这些过时了的法律和法规的当代合理性，并且在此基础上继续出台类似的法律和法规。这使得中国法律的一些方面，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经常被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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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权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很多方面的人权，主要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权利。同时，随着社会层面老百姓人权意识的提高，也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压力，中国政府也颁发了一些意在保护和改善人权的法律。但因为旧的法律体系没有被清理，新法的作用往往被旧的法律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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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利益玩弄法律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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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旧的法律制度的运作，甚至和这一制度的本意背道而驰。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访制度。上访制度的本意就是让底层老百姓有一个机会来表达他们不能在底层表达的诉求，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但这一制度的运作结果刚刚相反。这一制度既培养了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也培养了体制外的既得利益。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就是依附这一体制而生存的整个系统，这个庞大的系统一直在用各种方式，论证着这一体制的合理性，维持着这一体系。体系之外的既得利益就是人们所说的“刁民”。一些民众利用这一体制的弱点来追求自我利益，并且是孜孜不倦，他们成了专业上访者，基本上占据了这个体制的绝大部分空间。真正需要使用这一体制的老百姓，则根本用不上这一制度。上访制度的效果如何？看看这一体制这些年来，到底是减少了社会矛盾还是增加了社会矛盾，就应当非常清楚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这一体制的存在，不仅造成了社会对法律体系的不信任，也加深着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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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是，这一体制的存在使得法治建设不可能。道理很简单。上访是一种鼓励人们越过法律制度来求得问题解决的政治方法。老百姓用政治方法来提出诉求，政府也必然通过政治方法来回应老百姓的诉求。这样，政治对政治，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而且往往是恶化。上访者群体越来越大，其背后就是这样的政治动力。可惜的是，执政者不但不去反思这一制度的弊端，反而通过确立其他制度的办法，来应付上访制度所产生的弊端。这就是前些年各种“维稳体系”产生和扩张的原因。用一种不合理的新制度，去对付另一种不合理的旧制度所造成的弊端，这样不合理的制度空间越来越扩张。结果法治越来越不可能，人权越来越得不到保障，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整个社会也越来越难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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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法律体系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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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根本上逆转目前这种每况愈下的局面？执政者没有多大的选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主动系统地把法律体系清理一遍。有几件事情是可以做的。首先可以对法律进行分类。第一类，那些需要被废除的就应当加以废除。第二类，需要加以修订和修正的旧法，就要根据法治精神和人权精神加以修订和修正。其次，对那些还有需要但违背人权的法律和法规，就需要寻找替代制度，使之符合人权原则。再次，根据新的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和法规来保护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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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以成为全国人大和政法委的新责任。全国人大和政法委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大促进了中国法律体系的进步，不仅立法，而且传播法治精神。1997的中共十五大，“法治”被确立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但在过去的10多年里，没有多大的进步。很多人已经指出，中国的法律体系在近年来有很大的倒退。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但人们的共识是，法律系统远远不能满足社会进步的需要。虽然有关方面高调宣布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基本建成，不过实际上，中国很多方面的立法还远远不够。例如，以增进社会成员权利的社会立法还刚刚开始。尽管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法律还是保护不了社会。政法委近年来更是成了民众抱怨的对象，主要是推行“维稳体系”所造成的负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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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中共十八大之后，法律系统有了新的积极发展迹象，尤其是政法委有了积极的转型。首先是把社会管理功能从政法委分离出来，这个方向无疑合符科学和人权原则。从经验看，政法委主要是针对管理和应付非正常社会成员（例如犯罪分子）的，而社会管理的对象是正常社会成员。如果把应付非正常社会成员的手段，用于管理正常社会成员，肯定会出大问题。前些年的“维稳”弊端，就是把对付非正常社会成员的手段，用来管理正常社会成员。更为重要的是，政法委已经开始转向国家法律体系的改革。例如政法委已经宣布，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之后，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实际上，如上面所讨论的，政法委可以更进一步，在进行大量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征求专家和民意的基础上，对旧的法律体系做一个系统的清理和重建。这件事情可以使得中国的法制和法治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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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来，中共高层已经确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目标。但是，至少从法律体系来说，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要加快这个过程，有效的办法就是清理和修订那些为了革命需要而制定的法律，而根据当代治理的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对中国来说，现在已经到了从细节入手，从事法治建设的时候了。如果本着人权原则去清理旧法律，制定新法律，法治就会有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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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崛起进程中最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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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形势表明，比起其他任何时候，今天的中国更需要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精神，更需要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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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国际关系局势，尤其是亚洲（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各方面的发展表明，中国开始进入其崛起进程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也面临着最为艰难的战略选择。这里主要包括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关系中的南中国海问题和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边界纠纷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主权问题。尽管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存在经济、政治等其他方面的问题，但都不能和主权问题相提并论。非主权问题都不会影响到中国的整体现代化进程，而主权问题则很不同。中国把与主权相关的问题视为核心国家利益问题，可见问题的重要性。说穿了，中国在“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一旦受到“威胁”，政府层面只能做最强硬的反应，而不管这种反应的代价如何。社会层面更是如此，在主权问题上，无论是强硬派还是民族主义派，都可以毫无理性地“理直气壮”来维持他们所认同的“国家利益”，把自己视为“爱国的”。人们最近所观察到的中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所做出的反应就是政府和社会层面互动而强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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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反应是本能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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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站在政府的立场，也不能说最近中国的反应没有任何理性。面临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必然做出这样那样的反应，尤其是当中国有能力做出反应的时候。但从一个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人们可以对中国的作为进行深刻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反应方式是一种本能式的反应，而不是一种基于人类理性之上的反应。如果是本能式的反应，那么最终有可能导致国家利益的最小化，甚至完全走向反面。为什么可以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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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反应是战术层面的，也就是“以牙还牙”式的反应。在中国的种种外交行为中，人们看不到有深刻意义的战略意图。这尤其表现在和日本的钓鱼岛之争上。中国的战略目标显然不是假定可以通过现在这样的行为方式来解决钓鱼岛问题。不管如何地不合理，日本现在实际上控制着钓鱼岛。即使中国从日本手中夺回实际控制权，也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原因很简单，日本方面不会承认。如果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不管哪一方控制了钓鱼岛，唯一的结果就是增加相互的仇恨并把此延伸到下一代。那么，如果假定中国具有战略目标，那么这个战略目标又是什么呢？中国有限的战略目标似乎只是要日本承认“钓鱼岛是具有争议的”。逻辑是：日本现在不承认这一点，如果日本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下一步就可以探讨双方如何来解决问题。但如果这真是中国的战略目标，那么这个目标过低，很不值得中国像现在那样做下去。因为这种反应战术会影响甚至毁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追求的国家终极崛起的战略目标。同样，也不难看到，这种把战术当成战略的情形也存在于南中国海问题和中印边界纠纷问题上。人们因此可以推论说，这是中国目前一种普遍性的外交思维方法。但正是这种思维方法才是中国领导层应当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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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中国最大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并不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把战术当成战略。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战略目标是什么？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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