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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最重要的是国家的现代化。不管人们对现代化的重点有什么不同的理解，但无可否认的是，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共识。尽管自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今天，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变得更现代了，但现代化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实现可持续的现代化仍然是最高的国家战略。实现内部的现代化，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实现国内的现代化并不是说中国可以牺牲掉国际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中国各方都一直在强调，为了维护核心利益，中国不怕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被打断。但这仅仅是一种义和团主义式的反应，是千万要避免的简单的英雄主义。人们必须再往前一步，如何确保中国有能力来维持现代化进程，不被国际环境的变化所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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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日本已经两次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前面两次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过于弱小，没有能力应付日本，不得不被打断。但现在的情形毕竟不同了，中国具有了强大的能力，可以主动避免日本再次对中国现代化的干扰。如果再次被打断，这是中国的失败，日本的成功。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在于钓鱼岛问题。中国应当意识到，钓鱼岛问题的特点是，主权问题解决不了，但可以加以控制和管理。没有人（包括日本人）会相信，中国会为了现代化而放弃钓鱼岛主权。但如果因为钓鱼岛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再一次被中断，不管最终的结局是什么，那么便是国家的悲剧。南中国海和中印领土纠纷问题都属于同样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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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战略的第二方面就是和平崛起。中国能否能够崛起当然取决于内部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的内部现代化不会对区域和国际和平构成负面的影响或者所谓的“威胁”，更不会成为战争的根源。实际上，从国际关系历史来看，只有和平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和可持续的崛起。历史上，通过军事手段和战争崛起的国家，最后都避免不了灭亡的下场。在欧洲，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这样；“一战”和“二战”的德国也是这样；苏联也是如此，冷战时期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也避免不了灭亡的下场。在亚洲，日本帝国本身便是最好的样本，崛起之后就想欺负邻国，挑战西方确立的东亚秩序，最终也走向了灭亡。但也有相对和平的崛起，典型的就是英国和美国的崛起。这两个国家崛起的基础便是国内的近代化或者现代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中国应当选择哪一种崛起方式，是非常显然的。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20世纪90年代的“和平发展”或者“和平崛起”再到现在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领导层的思路一直非常明确，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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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面的大战略是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领导角色。而中国能否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又取决于前面两个战略的实现。如果内部不能实现现代化，那么根本不可能有崛起。如果崛起不是和平的，那么没有国家会承认中国的领导地位。但和平崛起不是中国的最终战略目标，最终的目标在于领导世界或者参与领导世界。领导世界或者参与领导世界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命运，不管大国的主观意愿如何。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管世界秩序会如何民主化，这个世界永远是等级性的，不管喜欢是否，世界秩序需要有领导，大国必须承担这个领导责任。如果大国不能承担责任或者无能承担责任，那么也必将受到惩罚。这是国际关系铁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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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由内到外的战略次序来看，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崛起过程中最艰难的时刻。中国正在崛起，但还没有真正崛起。在外界看来，中国已经崛起到一个可以不再像从前那样继续向现存区域或者国际秩序调整自己，而是有能力对现存秩序构成“威胁”，但同时还没有意愿或者有能力对区域或者世界秩序担当责任的阶段。各国因此开始对中国抱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对中国是否可以继续崛起、是否会成为霸权、是否会承担责任等等感到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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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区域和平还是世界和平都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第一，中国的真正崛起。在崛起的早期，中国有非常大的意愿向现存秩序做主动的调整，即中国所说的“接轨”。但崛起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确不可能无限度地向其他国家调整自己的政策。同时，中国也没有强大到要求其他国家向中国做调整的时候。可以说，现在处于一种相互要求的相持阶段，各方都不会让步。但在中国真正崛起之后，其他国家必然会向中国调整（其实这种调整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方面已经开始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会这样做，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会这样做。第二，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他国家愿意向中国调整自己的政策的主要动机就是中国的区域或者国际责任。其实，崛起和责任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不能承担责任的崛起就不是崛起，即使某些方面崛起了，也成为不了大国。前面已经所讨论过，通过不负责任（例如军事和战争手段）的崛起的大国最终归于失败，就是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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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精英必须理性和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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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显然，在这个关键阶段，中国的战略选择既决定了内部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也决定了中国的继续崛起是否是和平的。如果选择不好，无论是内部的现代化与和平的崛起都会中断，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就是人们对中国目前的国际局势非常担忧的地方。一旦中日关系、中国东盟关系、中印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关系失控，很容易导致局部的甚至是全面的冲突。一旦中国的崛起被外界视为是非和平的，那么中国的国际格局必然会急剧地恶化。如果走上这条道路，那么中国的未来就会很悲观，可能是如下两个场景之一。第一是重复大国崛起的悲剧，即中国和其他大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不是你死我活，就是同归于尽。第二是自我击败。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周边和其他大国不希望和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而是找到更有效的方法来“围堵”或者“遏制”中国，就像从前美国和其盟友对付苏联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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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形势表明，比起其他任何时候，今天的中国更需要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精神，更需要低调。不过，现实刚好相反。随着中国的崛起，民众和一部分政府官员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起来，一些人的确为国家变得强大而感到非常自豪，而另一些人则被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欺负的悲情所感染，觉得中国“雪耻”的机会来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怀疑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甚至主张中国可以抛弃低姿态外交，相信中国已经到了“亮剑”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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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到了一定的阶段，一部分人甚至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头脑发昏，甚至利令智昏。大量的历史文献表明，这种现象在从前的很多大国崛起过程中都出现过。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就是当时这两个国家很多民众心态的自然反应。在这个时候，政治精英的选择成为关键。如果政治精英也像普通民众一样，或者为了利用民众的这种情绪来为自己的权力服务，那么国家必然走向灾难。但如果政治精英们仍然能够保持理性和清醒的头脑，并且能够动员社会上的理性因素来遏制住非理性的部分，那么国家仍然能够继续和平崛起，完成大国的终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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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韬光养晦”可以说是国家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崛起最基本的原则。耀武扬威必然走向失败，这不仅对中国，对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和平崛起、最终走上国际领导舞台，这不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而是政治精英们冷静理性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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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梦”需要超越中国意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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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中国梦”是自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大清帝国急剧衰落，中国传统国家被帝国主义打败，中国人就萌生了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国家的梦想。直到今天，这个梦想仍然是中国人追求变革和进步的巨大思想动力。但现实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中国梦”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要解决今天中国很多人对国家的前途、对自己的前途的信心危机。历史上，每一次“中国梦”的背后都是当时面临的信心危机，而信心危机的背后则是深刻的“中国意识危机”。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梦”，首先就要克服“中国意识危机”。如果解决不了“中国意识危机”，“中国梦”就会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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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危机，才会有梦想；有梦想，才会有进步的动力。今天中国所经历着的“中国意识危机”，实际上是自近代以来的第三波。清末到五四运动是第一波，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是第二波。今天所经历着的“中国意识危机”和前面两波危机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区别。要克服今天的“中国意识危机”，人们可以回顾前面两波危机，看看当时这种危机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又是如何克服的。尽管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但仍然可以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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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危机激发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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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两波危机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各种内外因素，导致一些人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没有信心。五四运动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清末以来，各帝国主义力量不断深入中国，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都深刻感受到了国家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同时也感觉不到中国有任何希望来拯救自己。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曾悲叹道：“中国弄不好，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尽管悲观主义在一些精英人物中间流行，但更多的人则被这种情况激发出“中国梦”来。不管今天如何评说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培养了一代爱国主义者，他们都为建设一个新国家而努力。这场运动拉开了日后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实现各种版本的“中国梦”的序幕。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五四”爱国主义的产物。从政治发展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终点应当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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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很长的历史，表明了信心在克服“中国意识危机”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深刻的危机激发出人们对未来的梦想。同时，尽管人们抱开放的心态，试图用各种进口的主义来拯救国家，但只有那些符合中国国情的主义，或者那些被“中国化”的主义（主要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才生存下来，并转化成为主流社会意识。主流社会意识则是社会成员“中国梦”的意识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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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再一次出现“中国意识”危机。毛泽东在1956年曾说：“你有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的“中国梦”显然是要建设一个富强中国。因此不久之后，毛泽东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一直想用政治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则被忽视。当然，这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尽管毛泽东的激进政策也遇到了一些批评，但在短时间内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是那一代人的集体“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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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30年下来，中国演变成了一个典型的贫穷社会主义模式。当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人有机会了解外面世界发展的时候，“中国意识危机”再次出现。人们发现，且不说发达已久的欧美国家，即使中国的近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已经在中国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过程中大大超越中国。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二战”摧毁了日本，但到8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是广东的邻居香港也超越了上海，而上海在刚刚解放的时候远比香港繁荣。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中国意识危机”，促成了80年代的理想主义，也就是那一代人的“中国梦”。《河殇》、“球籍危机”的讨论、政治改革的呼声等等，都是当时人们“中国梦”的反映。但正如五四运动的结局一样，8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的很多理想，都在日后成为泡沫，各种因素的互动，最后导致了那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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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海内还是海外，那场风波加剧了人们的“中国意识危机”。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中国梦”的彻底破碎。但是，使世界惊讶的是，中国很快就从这种深刻的危机之中走了出来。这个标志就是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及当年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概念的提出，而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这个主流意识的引导下，中国获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人们的“中国梦”也是在这个主流意识下展开的。如果人们不接受这个新的意识，就很难想象1992年之后中国高速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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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所面临的“中国意识危机”和前面两次有明显的不同，很多现象甚至很难理喻。1992年之后，中国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取代了日本。并且，当发达的西方仍然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仍然能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而且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开放。但同时，中国社会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信心，也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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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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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前两次不同，第一次是国家的生存问题，第二次是国家的贫穷问题，但这次是国家的富强问题。在国家生存有危机和国家贫穷的情况下，人们的担忧和低信心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富强了之后还会这样？原因也很简单。对中国人来说，富强不仅仅意味着不受外国的欺负，也意味着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应当有的尊重。但尽管中国崛起了，对国际社会所做的贡献越来越大，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并且，一个崛起中的中国，面临着越来越糟糕和严峻的国际和区域地缘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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