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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很长的历史，表明了信心在克服“中国意识危机”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深刻的危机激发出人们对未来的梦想。同时，尽管人们抱开放的心态，试图用各种进口的主义来拯救国家，但只有那些符合中国国情的主义，或者那些被“中国化”的主义（主要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才生存下来，并转化成为主流社会意识。主流社会意识则是社会成员“中国梦”的意识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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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再一次出现“中国意识”危机。毛泽东在1956年曾说：“你有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的“中国梦”显然是要建设一个富强中国。因此不久之后，毛泽东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一直想用政治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则被忽视。当然，这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尽管毛泽东的激进政策也遇到了一些批评，但在短时间内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是那一代人的集体“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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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30年下来，中国演变成了一个典型的贫穷社会主义模式。当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人有机会了解外面世界发展的时候，“中国意识危机”再次出现。人们发现，且不说发达已久的欧美国家，即使中国的近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已经在中国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过程中大大超越中国。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二战”摧毁了日本，但到8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是广东的邻居香港也超越了上海，而上海在刚刚解放的时候远比香港繁荣。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中国意识危机”，促成了80年代的理想主义，也就是那一代人的“中国梦”。《河殇》、“球籍危机”的讨论、政治改革的呼声等等，都是当时人们“中国梦”的反映。但正如五四运动的结局一样，8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的很多理想，都在日后成为泡沫，各种因素的互动，最后导致了那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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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海内还是海外，那场风波加剧了人们的“中国意识危机”。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中国梦”的彻底破碎。但是，使世界惊讶的是，中国很快就从这种深刻的危机之中走了出来。这个标志就是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及当年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概念的提出，而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这个主流意识的引导下，中国获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人们的“中国梦”也是在这个主流意识下展开的。如果人们不接受这个新的意识，就很难想象1992年之后中国高速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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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所面临的“中国意识危机”和前面两次有明显的不同，很多现象甚至很难理喻。1992年之后，中国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取代了日本。并且，当发达的西方仍然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仍然能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而且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开放。但同时，中国社会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信心，也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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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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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前两次不同，第一次是国家的生存问题，第二次是国家的贫穷问题，但这次是国家的富强问题。在国家生存有危机和国家贫穷的情况下，人们的担忧和低信心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富强了之后还会这样？原因也很简单。对中国人来说，富强不仅仅意味着不受外国的欺负，也意味着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应当有的尊重。但尽管中国崛起了，对国际社会所做的贡献越来越大，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并且，一个崛起中的中国，面临着越来越糟糕和严峻的国际和区域地缘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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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转型中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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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两次一样，中国内部问题因素更为重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其一，中国自身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中国是转型中社会。所有国家的转型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今天的中国特别像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面临食品不安全、药物不安全、环境污染、社会不安全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资本的作用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不过，中国的问题更为深刻。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经济发展路程，在这个紧缩的时间里，很多社会问题也加速度地暴露出来，让社会不可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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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和日本与“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的发展模式显然有很多问题。东亚经济体尽管也经历过同样高速度的发展经历，但没有发生如此深刻的社会危机。在中国社会，人们往往把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欧洲、美国、东亚经济体做比照，而不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发展问题，这种比照往往导致悲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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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理论问题，执政党对改革和社会的发展理论准备不足。盛行于社会上的各种不断变化的理论，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解释能力不足，无论是积极的发展和消极的现象，官方和社会群体都是在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话语来解释中国。左派和右派都拿着西方的东西来看中国，评判中国。不过，西方的东西解释不了中国的成功与失败。无论是官方的坚持，还是左、右派对西方话语的借用，不但不可能培养中国意识，反而是在加速度地去中国意识。和前两次危机一样，当来自西方的过于理想化的概念泛滥的时候，尤其当这些概念走出书本和校园，来评判中国的改革实践的时候，“中国意识危机”必然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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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就是前两者的综合征。因为不知道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是怎么来的，也说明不了这些问题可以如何解决，就导致了社会成员深刻的焦虑症状，不知道国家的明天会如何，自己的明天会如何。这种情形在五四运动期间产生过，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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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除“中国意识危机”呢？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中国信心。确立中国信心并不是像一些人在做的那样，关起门来，说自己优越。人们必须一方面持开放的心态，不能因为政治上的考量，人为地把中国价值和普世价值对立起来。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和价值，都是核心价值和普世价值的结合体。应当抛弃“西方的就是普世的”这种简单的想法。西方的一些价值是普世的，但也有些价值是西方特有的。中国价值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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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状态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阻止普世价值的流通和传播。当中国成为世界共同体一员时，中国本身所拥有的普世价值，也不断影响其他国家。但同时，正是因为有些价值是特殊的，在实践层面，人们也不能滥用外来的理念，要切实考量哪些理念和中国国情相冲突，哪些理念接近中国国情，哪些理念可以并且应当加以中国化，进而把其整合进中国本身的核心主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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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中国意识危机”能否克服，取决于，第一，能否确立这样一个为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的主流意识；第二，这个主流意识能否帮助中国推进各方面的改革，确立有效的政策来消化和解决目前所面临各种社会问题。从前面两次危机的经验看，前者是关键。只有有了主流意识，社会才会有共识；有了共识，社会就会具有凝聚力；有了凝聚力，才可以动员资源来克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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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改革中国的特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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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阶层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和不同的政治制度里。受其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影响，每一个社会对特权阶层有不同的定义和看法。在中国，特权阶层往往指那些能够通过公权力（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个体或者集体地为自己、自己的家庭与和自己相关的人，获得与其所掌握权力不相配的利益的那些人。掌握公权力的社会群体包括高级公务员、现任政治人物、离退休政治人物，及其他可以用各种方式享受权力资源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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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市场经济的引入，特权阶层又要加上掌握巨大资本的群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本来不是特权。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资本要不属于国家（公权力），要不和公权力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无论是资本的获得还是运作，都和公权力相关。在这样的条件下，掌握资本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掌握被资本影响的社会群体的命运。资本特权这个群体很重要，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聚焦于前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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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并不难发现，掌握公权力的群体可以获得超越其权力职位的好处。因为他们是掌权者，他们可以自行决定从国家获取哪些好处，获得多少好处。公务员系统比较复杂，有区域差别（东西部的差别，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差别），也有等级差别（中央、省、地区和县市等）。但不管如何，级别是最重要的。不管在哪里，只要到了一定的级别，拥有了权力资源，他们便可以追求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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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较之其他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高级公务员的名义薪水并不高，但这个群体则在众多的领域享受着无穷的好处。他们有方方面面的福利，包括政府住房、政府部门特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车等等。即使在薪水增加方面，这个群体也几乎可以自主决定。近年来，公务员已经数次加薪。正因为公务员这个群体所享受的特权，这些年来，这个领域已经成为社会精英最向往的领域，甚于任何私人和外企领域。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有那么多的人争当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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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群体，即领导群体或者高级干部（包括离退休老干部），则享受着更难以说清楚的特权。这个群体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庭，基本上是无须通过市场交易来维持生活的，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公权力，保证他们生活的各种所需。货币和现钞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对这个群体所享受的特权没有制度规定，他们能够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享受各种新生的特权。对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来说，国库就是私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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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制度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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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非常负面的影响，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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