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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特权政治已经形成了“城堡政治”，使得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和社会严重脱节。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30多年，但公务员领域俨然是计划经济模式，所有都是“公”字当头。除了一些底层公务员，这个群体的大多数普遍都不需要在市场上获得所需物品，包括住房、医疗、社会保障、交通、食品等等。也就是说，他们仍然生活在计划的城堡里面。这使得他们很难了解城堡之外（即生活在市场领域）民众的实际生活。中国在社会政策领域包括医疗卫生、房地产、食品药物监管等改革不力，和掌权者的“城堡政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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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如果掌权者也必须在市场上购买住房、医疗服务、食品药物等，他们必然尽最大的努力去改革，因为他们可以从改革中获得好处。现在的情形是，因为他们无须通过市场而生存，他们不仅没有任何动力去做改革的努力，反而成为改革的阻力，因为改革会负面地影响到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城堡政治使得执政党的合法性快速流失。这是特权的政治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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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特权具有巨大的财政代价。特权阶层毫不吝啬地消耗甚至浪费着有限的社会财政资源。在维持特权阶层的供给方面，政府财政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数次行政体制改革，但政府规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直在扩大。政府规模扩大的压力在今后不会减少。随着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规模的扩大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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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离退休干部的规模在急剧扩大。中国领导体制改革，确立了限任制和年龄限制等一些新制度，有效加速了领导层的更新，但同时也在增加着国家的财政负担。离退休高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层的群体在急剧增加，而且因为医疗卫生等条件的改善，他们的寿命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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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特权制度从来没有改革过，特权的种类一直在增加。很显然，如果不加以改革，特权最终必然会成为深刻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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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特权也包含着巨大的社会代价，即造就了社会的越来越不公平。人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这些特权群体实际上是有钱的阶层，但现在的制度并不要求他们掏自己的腰包来向市场购买服务。进而，很多特权者即使不需要某种服务（例如药品），但出于自私心理，他们也往往会根据规定而变相地领取这种服务（例如把感冒药换成其他的营养药品），从而造成严重的浪费。这样，真正需要这些服务的公众，尤其是穷人阶层，所得到的资源越来越少。因此，人们说，一个高干多活一年，需要消耗掉多少老百姓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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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特权造成了社会机会的不公平。在所有国家，社会服务均等化的其中一个社会目标，就是要保障给予社会成员差不多的起点。但如果特权阶层享受和消耗掉了大部分公共服务，不仅面对社会大众的公共服务水平很难提高，而且社会机会会变得更不公平。实际上，一些研究已经表明，中国每一年新投入的公共服务费用（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的绝大部分，被政府内部的特权阶层所消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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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社会代价也表现在特权所导致的社会高度封闭性，就是前面所说的“城堡政治”。“城堡政治”使得中国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小，呈现出固态。流动性减少，当然也影响着机会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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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政治双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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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中国必须改革特权制度。中国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很多有效经验，因为大多数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如何改革？首先必须对特权有一个现实的认识。从经验上看，特权可以加以限制，但很难甚至不可能被彻底消灭。把特权限制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应当是改革目标。共产主义从理论上是要彻底消灭特权的，但在实际上创造出高度特权的阶层。这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苏联和前东欧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即使到今天，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人人痛恨特权，但人人都向往特权，要想彻底废除特权的革命性和理想化的反特权方式，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效果，搞不好就是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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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层面来说，有很多制度可以限制特权。首先是社会服务和福利的货币化。无论是对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在大大减少非货币化的收入或者服务的同时，实行合理的高工资。其次，逐渐拆掉“城堡政治”。党政官员可以实行高工资制度，但必须向市场购买服务，就是说去医院看病要付钱，也要花钱到市场上购房、购食物等等。这些制度对执政党来说会有巨大的政治红利，即长期执政。类似的制度可以使得党政官员不脱离社会，了解社会现实；它们也有助于社会对党政官员进行监督，从而可以减少和控制他们的腐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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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可以通过开征遗产税、地产税等方式确立一系列新的制度，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利益，有利于长远的政治利益。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现在是丑态百出，在很短的历史时间里已经出现了“纨绔子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满清王朝晚年出现过，也在欧洲贵族统治时代出现过。欧洲特权政治最后导致了统治阶级“政治基因”的衰落。因此，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尤其是民主化来临之后，各国都出现了诸如遗产税那样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特权的代代相传，延续特权群体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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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不能这辈子是富人，以后很多辈子都是富人。富人家族后代仍然有机会变为穷人，重新创业。同时这样做也改善了社会公平，通过保持社会的流动性，为社会成员创造平等的机会。在亚洲，日本和韩国等也有类似的制度。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类似的制度，如果社会整体不想衰落的话，就必须确立类似的制度。这些制度对社会整体有利，也符合既得利益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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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特权的社会化。这是西方社会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为什么一些社会群体需要特权，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源稀缺，因此需要通过公权力来获取特权。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建设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和住房等领域。如果这些领域的社会政策建立起来了，特权就变得不是那么需要了，因为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社会，都可以从社会政策获取公共服务。这是大部分西方社会的经验。尤其在北欧社会，因为有强健的社会政策，即使是公务员和政治官员的低工资制度，政府仍然能够维持非常清廉的水平。在社会政策强健的情况下，谁还需要搞权力寻租呢？这是一场政府和社会的双赢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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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一方面，特权阶层大量消耗甚至浪费着最大量的公共资源，使得社会政策的确立越来越困难。尽管近十年来，政府在社会政策上努力不少，但制度水平仍然极其低下，主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充足的资源，其中特权阶层又占用了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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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因为社会政策不能得到确立，不仅特权阶层仍然需要继续用公权力来获取额外的服务，社会各个非特权阶层所面临的实际困难越来越大，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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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特权制度不改革，中国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演变成一场双输游戏。一旦财政危机来临，这个制度最终不得不改，但早改要比晚改好。早改不仅可以避免财政危机，也可以避免政治危机；晚改则有可能导致财政和政治的双重危机，甚至失去改革机会的危机，而演变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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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利益逻辑与中国改革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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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改革。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发现，改革越来越困难。尽管从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来看，改革显得越来越迫切，但实际上改革则越来越困难。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要把改革进行下去，人们首先需要对中国的改革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有足够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找到克服改革困难的途径和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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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人们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改革从何而来，到何处去？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这30多年“从何而来”的历史说明了几个重大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是可能的。过去的改革，并不是说每一次重大的改革没有经历任何困难，一帆风顺。恰恰相反，每一次改革都面临巨大的困难。但改革已经走过来了，证明无论怎样的困难，只要改革的策略得当，都是可以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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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改革要确立一个方向。就未来来说，改革就是要回答“到何处去”的问题。这就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中国动员型的政治体制的特性就决定了这个方向的重要性。一旦大方向确立，那么体制就可以动员起来，来达到既定的目标。如果没有大方向，或者大方向不明确，那么不仅体制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反而会出现体制固有的巨大惰性，演变成既得利益，阻碍改革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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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改革要找到突破口。改革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所需要改革的各方面同时推进，达到平衡的发展。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仅仅是个理想。任何改革都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也就是说，改革是在不平衡中进行的。实际上，各方面不均衡的发展本身就是改革的动力。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改革者推进改革的主要策略是“先易后难”。“先易后难”就是找改革的突破口。不过，要意识到的是“易”并不是说不存在困难，“难”也不是说不存在克服困难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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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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