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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制运作的经验来看，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特别突出。第一是集体领导体制和政治责任问题。在强人政治之后，党内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现在集体领导是有了，领导层也有了足够的互相制衡，但所缺失的是政治责任制度。在任何一个组织内，要领导层集体负责非常困难。在民主社会，多党轮流执政，如果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人民就会选择另一个政党，这算是集体负责，即政党负责制。但即使在多党制下，每一个执政党内部都有领导人个人责任制，不仅对该政党产生的政府负责，而且也对政党本身的发展负责。这样，政党领导人可以更换，政府和党的长远利益则可以得到保证。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个人责任制尤其显得重要。集体领导并不是说每一项事情上大家都要一起承担责任。现在的情况是，内部分工有了，但协调没有；个别领导人在自己的领域具有了决策权，但并不用承担个人的责任。如果在某一特定的领域，决策权是个人的，而责任则是集体的；或者决策权是集体的，而责任是个人的，那么都很难成为集体领导体制。在集体内部，个人决策权和责任不明确的结果会导致集体不负责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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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领导层的长远利益观。为了避免强人政治时代所发生的个人专制问题，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例如限任制（主要领导人两个任期）、年龄限制（到了规定的年龄退出领导岗位）和干部交流（即一个干部在一个地方任职不能超过规定的期限）等等，这些制度都非常有效。中国尽管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但能够有效避免个人专制、实行领导层世代交替。不过，另一方面，这些新的制度安排也有负面的效应，那就是领导层比较强调的是眼前利益，简单地说就是自己任期和年龄之内的利益，而较少考虑长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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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执行问题。现在很多场合，并非没有高层决策，而是高层制定的政策推行不下去，就是人们所说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政策执行不下去的原因要不就是决策本身的问题，要不就是官僚机构的执行能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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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防现有体制蜕化成个人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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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防止现在的体制再次蜕化成为个人专制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现在并不严重，现在人们所担心的是相反的东西，即内部制衡过多，产生不了权威。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体制的蜕化也是有可能的。中共历史上也有强调集体领导的时候，在一些历史时期里，也有集体领导的实践，但最终还是未能制度化而演变成为毛泽东的个人专制。这里当然有毛泽东作为政治强人这一重要因素，但更多的是因为制度因素。这一点，邓小平在世时就讲得很清楚，即制度决定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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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就顶顶层设计来说，改革就是要克服这些现存体制所面临的问题。近来人们也在讨论如何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改进体制的运作。例如就高层集体领导体制，人们已经提出了是否减少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使得这个集体规模更小一些，责任更明确一些，效率更高一些。当然，也存在着其他可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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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常委规模有多小，只要是一个集体，就会出现责任和效率问题。从一些国家的经验看，设立委员会制度也很有效。例如可以设立国家政治委员会、国家经济社会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这方面对中国来说并不难。现在已经有各种领导小组。但领导小组的制度化水平不够高，它们往往是针对一些特别问题的特别机制安排，并且反映的是个别领导人的个人需要，并不能反映整个体系的需要。可以在领导小组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委员会。较之现在一个领导、一个板块的做法，委员会制度有其巨大的政治优势。第一，委员会制度在继续满足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需要的同时使得高层权力相对集中，提高决策的效率。第二，委员会制度可以实现高制度水平的常态化和实体化。第三，委员在不同委员会交叉任职，这样使得各委员超越本板块的利益而具有整体利益观，同时也使得各委员之间具有协调功能，克服部门主义，提高政策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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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实行内部多元主义，顶顶层设计必须考虑到权力结构的平衡问题。现存的体制，在一些领域，权力过重，而在另一些领域，权力过轻，这导致了不平衡，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经济和政治“两手抓”，也就是说权力大多配置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这两块，大部分权力都是存留在这两个领域。结果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建设应当放在首位，但这并没有反映到权力结构上。无论是法律还是其他制度方面，针对社会建设的权力小得可怜，制度建设很落后。在任何国家，权力结构上的既得利益不可避免，有了既得利益才能去追求自身的利益。问题在于在社会工作方面没有制度层面的既得利益，那么谁来追求社会利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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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显然，顶顶层设计避免不了顶层设计问题，也避免不了地方和社会的动力问题。道理很简单，顶顶层只是整体国家治理制度的一部分，因此要解决顶顶层设计问题也需要改革其他国家基本制度（顶层），例如全国人大和政协、党政关系、中央地方关系、政治任命和公务员分离制度等等。不改革这些，就解决不了顶顶层的决策执行问题，也解决不了如何保障顶顶层考虑体制的长远利益问题。同时，如果不改革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就很难解决顶层和顶顶层的改革动力问题，解决不了如何保障体制的开放性问题。所有这些方面如何进行制度性改革，还需要很多很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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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社会如何才能变得更加公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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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公正、不公平已经变成了中国社会的“毒瘤”，是所有一切问题的根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但社会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海内外人们已经对中国社会有很多的判断，并使用了例如“断裂”、“解体”或者“崩溃”等字眼。社会已经发展到哪个地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估计，但可以确定地说，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赖以生存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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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基本社会秩序需要怎样的社会公平或者经济基础呢？最基本的就是，一要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二要有基本的经济公平。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人们处于不能温饱的状态，那么社会成员之间就会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权而互相冲突。但一旦到了温饱以上的水平，经济公平就变得非常重要。在传统中国，法家强调“养民”，而儒家则强调社会公平。法家相信“仓廪实而知廉耻”，就是说必须为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经济利益；没有这个经济基础，就不会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这个秩序所需要的道德基础。而儒家则相信“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说，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均，就是经济公平的缺失。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法家和儒家的看法都有偏颇，把两者结合起来更能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法家强调经济发展，这是对的。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社会成员处于极度贫穷状态，那么社会就很难成其为社会。大量的经验证据证明，在极度贫穷下，就不会产生良好的社会秩序，更不用说是良好的社会道德了。但是仅仅有经济发展也不行。经济发展要看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如果造成了极度的社会不公平，那么也同样会出现社会秩序问题。这里，儒家是对的，没有社会公平的经济发展，就不能造就一个有序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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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已经在短短的30来年时间里从一个贫穷国家上升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也已经并且正在导致无穷的社会不正义、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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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入差异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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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社会群体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高度分化。中国的改革开始于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为了为社会成员和地方提供积极性，改革者的策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这个策略应当说非常符合人性，它为人们提供了无限的动机来追求财富。问题在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确实先富裕起来之后，并没有导致其他社会成员和地区也跟着富裕起来。应当说，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因为收入差异过大，社会成员并没有因为生活的改善而感到满意。相反，今天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根源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异。中国今天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收入差异最大的国家。尽管有关部门考虑到社会稳定等原因，而已经很多年没有公布衡量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但人们都不会否认巨大的收入差异的存在，中国的基尼系数是世界上最高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并且这种差异还在继续加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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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社会阶层开始从开放向固化转型，就是说从改革早期阶段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状态转型到封闭状态，或者从包容性发展转型到排他性发展。为什么先富者越来越富，其他人要不富裕不起来，要不趋于贫穷？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人们用很多语言来形容这一情况，例如“官二代”和“富二代”。新型的以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上的“出身论”开始发生作用，就是说，“官”和“富”都可以继承和延续下去。当然，这种延续并非不正常，其他社会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一现象，但如果“官”与“富”这两个领域都被各自的阶层所垄断，不再向其他社会阶层开放，那么就会出现“世袭”性质，体制就会出现封闭性。实际上，从社会阶层流动性来说，中国已经出现“城堡”现象，也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为官者，为富者，住在“城堡”之内，而无权无势者则住在“城堡”之外。“城堡”内外的社会群体之间城墙林立。无论是社会道德的衰落还是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不信任，都和林立于社会群体间的城墙有很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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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缺少保护社会的机制或者保护社会的机制还不够健全。在任何社会，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保护社会。保护社会就是要建立一整套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保障其不至于饿死、病死和冻死的最低水平的同时，给予他们基本的公民权利。今天的中国，问题并不在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了，而在于政府没有保护好那部分没有富裕起来的人和地区，尤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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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蛋糕方式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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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才能使中国社会变得公平、公正一些呢？除了继续改革，别无他路。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改革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很多年来，围绕着社会公平，各方面的改革也在进行，但问题是越改革，社会越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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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上，大多数人都会关注二次分配，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来达到基本社会公平。这也就是这些年来为什么公共服务成为二次分配焦点的原因。这种思路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以前没有分好蛋糕，只要把蛋糕分好了，社会就公平了。从各国实践来看，这种简单思路尽管对民众有吸引力，但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在达成社会公平公正方面，最主要的还是要在一次分配上进行，而二次分配也就是分蛋糕只是一个补充。并且，分蛋糕的方式也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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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分配要实现社会公平，就要进行经济结构上的改革。在中国，要在经济结构上改善收入分配，主要是要达成如下几个方面的平衡，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中国的国有企业往往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在任何国家，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凡是中小型企业发达的社会，社会就比较公平；而凡是中小型企业得不到发展的社会，社会高度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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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分配方面，中国的经济制度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第一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从而也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严重的结构性失衡。民营和中小型企业受到国有企业的各种挤压，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第二是劳动者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还是过低。社会成员的主要收入来自其劳动所得。劳动所得占GDP份额过低，表明在分蛋糕时，资方（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国家资本，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分到了过分的份额，而劳动者得到的份额过低，巨大的收入差异也因此很容易理解。第三，国有企业的封闭性。民营企业必须竞争人才，没有人才，就很难具有竞争力。但国有企业则不然，往往依赖政治和行政权力来获取资源和财富，也很容易形成“城堡”，不对外开放。也就是说，国企内的职位没有通过市场而分配，而是演变成为内部分配或者通过权力关系而分配。考虑到国有企业往往不是财富创造机制，而更多的是财富转移机制，那么不难理解国有企业是如何加剧社会不公平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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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土地问题也属于经济结构问题。城乡差异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最主要体现形式。无论从国际的经验还是中国本身的经验，土地是农民脱离贫穷，实现基本社会公平的最主要的经济要素。在这个方面，中国需要第三次土地改革。在集体土地所有制下，集体的土地已经变成了人人都想吃的“唐僧肉”，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地方掌权者个人、资本等等，一方面维护着“集体所有制”，另一方面一直在瓜分着这块“唐僧肉”。唯独名义上是土地的主人的农民则拿不到好处。要解决这个问题，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私有化不可避免。很多社会尤其是中国台湾的经验表明，土地改革是农村穷人转变成为中产阶层的最有效也是唯一的方法。实际上，在中国，土地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公平问题，而且更是政权的基础问题。很显然，因为土地引出的社会冲突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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