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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中国的市场经济造就了经济阶层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出现能够使得各社会阶层和谐共存的机制和规则。从政府方面来看，还没有确立一整套保护社会的机制来调和阶层利益。从社会阶层来看，各社会阶层还没有发展出自身的认同及其责任感。这尤其表现在政治阶层和资本阶层。作为统治者的政治阶层，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政府失效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说，应该做的没有做，不应该做的则做得过分。同样，资本阶层也没有确立其社会责任感。当这两个阶层只想从社会汲取资源，而对社会缺失责任的时候，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冲突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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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阶级斗争造就的是一种“狼文化”。政治斗争是一个阶级针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同样，改革开放之后引入的“市场经济”文化，因为缺少社会建设，也演变成一种“狼文化”。因为缺少社会保护，市场经济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弱肉强食”的社会关系。“政治阶级”斗争文化的遗产还没有清算，中国又迎来了“市场经济”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阶级斗争文化，不能应对和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狼文化”因素，中国很难造就一种安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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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新的环境下建设一种安静文化呢？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人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入手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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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官方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甚至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官方主导意识形态。要建设安静型文化，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做进一步的中国化的改造。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分析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这部分应当坚持，有助于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深刻的认识，从而在避免政府政策错误的基础上来保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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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必须在两个方面大力改造马克思主义。第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尽管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分析了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但其提倡的以消灭资本和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解决方法，已经被证明为失败。贫穷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第二就是马克思主义提倡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一个完全人人平等的社会只是理想，更不可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理想。在重塑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去除阶级斗争因素，而确立阶层妥协、和谐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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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重建大众文化过程中，也必须去除阶级斗争观念。现在的大众文化教育过于理想主义，显得空洞无物，并且里面包含有太多的“狼文化”因素。在各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现象尤其显然。尽管左、右派的价值观不同，但他们都倾向于通过斗争的方式来实现其价值观。这和近代以来中国所接受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有关。在很大程度上，“阶级斗争”的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行为方式里面。要进行社会建设，必须花大力气来总结近代以来“政治阶级斗争”的历史遗产。如果对这份遗产没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阶级斗争”观念会继续主导人们的行为方式，不管其以何种方式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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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除政治阶级斗争的近代文化传统，就要找到替代文化。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不可避免。只要有经济发展，社会就会在经济上分化，也就是利益的多元化。但经济阶级是可以改造成为经济阶层的。马克思强调“阶级”的概念主要是为了革命。可以说，“阶层”是客观存在物，而“阶级”是需要被塑造的。也就是说，“阶层”观不见得一定要转变成为“阶级”观。要建设社会文化，人们必须在这方面做文章，努力建设新的阶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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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上的士、农、工、商阶层文化，从社会治理和统治的角度来说塑造得非常成功。尽管中国现在的阶层关系远较传统复杂，但仍然可以从传统中学到一些阶层文化建设的经验。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每一个阶层都必须确立自己的行为规范。官员、专业人员、教授、技术工人等等都必须建设和其职业、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就是专业文化。第二，各社会阶层之间都必须是开放的，就是说保持社会的高度流动性。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是保障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任何社会是具有等级性的，但等级的阶梯必须是开放的。通过社会流动来达到社会的等级性和人人平等这一理念之间的妥协。社会成员在流动性中看到希望，也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来实现希望。实际上，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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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阶层文化过程中，更可以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近代以来的“阶级斗争”文化，尽管已经持续一个世纪之久，但中国传统文化则已经生存了数千年。较之近代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因素仍然植根于中国社会。再者，近代“阶级斗争”文化从西方输入，对中国来说只有工具作用，即为了建设一个可以抵御西方力量的新型国家。现在这个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都可以抛弃这个工具文化，而转向体现价值的阶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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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阶层文化得到确立，传统文化资源就可以发挥巨大的效应。包括佛教、道教、儒教在内的中国文化，都包含有巨大的安静型文化因素。尽管这些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了复兴，但因为阶层文化没有得到确立，它们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当然，从更高层次看，我们也可以考量如何吸收和消化其他宗教因素的问题。传统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世俗文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历史上，它消化了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相信中国的世俗文化也能消化其他已经传入中国的宗教。当然，这是中国文化长期的历史任务。提出这一点，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需要一种安静文化，中国也有条件和能力来建设这样一种安静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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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政治的顶顶层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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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面临“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动”的困难局面，因此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又更进一步提出了改革的顶顶层设计问题。就改革来说，顶层设计的概念的重要性是显然的。无论哪一个国家，改革的动力尽管也往往来自地方和社会，但无论改革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都要涉及顶层设计问题。实际上，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顶层设计，只是发生在不同的阶段。改革是顶层设计，就是要先发制人，通过改革来避免类似革命那样的激进变化。而革命尽管是要推翻旧的体制，但革命之后仍然会面临顶层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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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顶顶层设计，概念提出来了，但如何具体化和细节化呢？没有具体化和细节化，这个概念就没有操作性，就没有可行性。从各国政治制度运作的经验看，顶层设计和顶顶层设计都涉及两个相关的基本层面，即权力的结构和改革的政策。权力结构决定了改革政策的方方面面，包括能不能产生政策、产生什么样的政策、能不能把已经制定的政策推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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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义上的顶顶层设计涉及的不仅仅是改革，而且也是政治制度日常运作和政治生活日常进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领导者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是在处理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而改革则更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改革就是要不断改革现存的政治体制，使得其不仅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现状，而且也有能力来应付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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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政治责任制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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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顶层设计因此要满足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确立政治责任制。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传统的帝国制度和封建制度，还是近代以来的专制和民主，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最高层的政治责任问题。如果领导层的政治责任不能确立或者不明确，那么任何一个组织（包括政府）的生存和发展就会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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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相关的条件就是赋予领导者履行其政治责任的制度能力。政治责任确立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履行责任了。政治责任体现为政策，政策的执行需要通过制度来实现。这里，制度能力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层面，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政治责任就很难转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其二是行政层面，没有有效的行政执行机构，政策难以执行下去，那么政治责任也只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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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面这两个条件适用于历史上任何政治体制，那么在近代以来，因为民主化，顶层设计还必须考量到更多的其他条件。至少有两个条件适用于越来越多的政治制度，包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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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条件是如何保障顶层在履行政治责任时考虑体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非个别领导人的个人利益或者仅仅是领导层本身的利益。传统政体和近现代政体的区别在于前者所追求的更多是个人和家庭利益，而后者则是社会整体利益。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变化。在传统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执政者追求个人和家庭利益被视为合理。但近代以来，尽管执政者也追求个人和家庭利益，但如果其不能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就会被视为不合理，没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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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条件更是和民主相关，即如何避免专断和专制。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政治所要解决的就是这样一对矛盾：既要权力集中，又要防止专制。中央集权制是任何一个近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没有权力集中，就没有政治责任和履行政治责任的能力。但如何保障在权力集中的同时又可以避免类似传统的个人专制呢？民主制度里面的分权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排除用其他的方式来防止个人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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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发展中国内部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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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来说，顶顶层设计要具有哪些具体制度安排方面的创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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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要考虑到中国现存政治制度的总体特点，即内部多元主义。中国政治制度应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发展出和西方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制）不同的内部多元主义。顶顶层设计就是既要发挥内部多元主义的优势，又要避免其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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