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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最低目标方面，中国自邓小平开始，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确定了和平崛起的途径。邓小平时代的政策目标是“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更进一步提出“和平崛起”的政策。之后，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崛起”概念的敏感反应，中国改成“和平发展”。在胡锦涛后期，因为大国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又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目标。应当说，这些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当及时，符合实际情况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已经有30多年了。这段期间，中国不仅保证了周边的和平，而且也承担着其所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为国际秩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体制下派军舰到索马里护航等等。也就是说，前面的两个政策目标“韬光养晦”和“和平发展”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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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大国关系，也就是如何实现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策目标。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和美国合作重建、共建和维持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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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做？这里首先要对今天中美两国所面临的全球化做科学的理解，包括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其所面临的困局、全球化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等等。在对这些问题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之后，中国才可以决定自己在这一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明了应当对美国维持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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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霸权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就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本身也是促成“一个世界”局面形成的最主要因素。尽管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力是资本，但资本单独很难进行快速的全球化，因为资本往往面临来自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强大的阻力。要克服这些阻力，国家或者政治力量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之后，在推进全球化方面，美国可以说起到了远较从前的帝国更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美国的主导，这一波全球化不可能有那么快的速度。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化已经改变了世界秩序的很多方面。“地球村”的概念已经存在了很久，但直到今天，才形成了真正的地球村，在地球的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对另外一个角落产生影响。除了少数几个孤立的国家，例如朝鲜，今天不管国家的大小和强弱，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都高度相互依赖，没有一个可以免受全球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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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导致各国间高度的互相依赖关系，从而为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个结构性条件。人们甚至可以说，互相依赖就是世界秩序。全球化尤其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结构和性质。从经济上说，中美两国的高度依赖性，超出了世界经济史上任何两国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有美国经济史学家把中美两国关系称之为“中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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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构世界秩序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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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在重建和维护其所领导的世界秩序方面困难重重呢？美国的困难是今天世界再次面临无序状态的主要根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可以分解成如下很多小问题：全球化如何对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美国面临着怎样的困局？为什么美国及其盟友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在重构世界秩序过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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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全球化本身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环境，对旧的、建立在主权国家经济之上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致命的影响。经济的全球化表明，包括人、财、物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对主权国家来说，经济主权流失得很快，甚至已经再难有经济主权了。今天的跨国公司在经济方面的权力，远较一些中等国家的大。美国尽管是这一波全球化的领导者，但其主权政府也受到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政府没有能力控制其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从前那种资本和技术可以为本国带来就业和税收的情况已经不再。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可能为其他国家创造就业，也可能为其他国家创造税收。经济要素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和约束，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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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经济全球化不仅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而且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好处很不平衡。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获得巨大的利益，另一些国家所获得的利益较少，也有国家甚至就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这就导致了各国政府的自私行为。既然控制不了全球化，各国政府转而千方百计地想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好处。金融资本驱动着全球化，各国政府的国际经济行为则是货币化。高度自私的主权政府行为则破坏着国际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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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内部造成的困扰，主要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分化，从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冲击。全球化导致了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使得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就业、税收和社会公平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即使在西方，中产阶级面临困局。中产阶级历来是西方社会稳定和变化动力的来源，现在中产阶级处处受压。这必然影响西方内部的政治秩序。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困难，反而导致了西方各国内部政治主权的强化。西方所有大众民主国家，产生不了一个有效的政府。传统政党制度急剧衰落，社交媒体崛起，很多国家不仅难以产生一个政府，即使产生了，也难以实行有效的政策。这方面，欧洲最为典型，大家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但就是产生不了解决问题的主体，即有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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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全球化为美国产生了两股互相矛盾的力量。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力量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国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强大过。但另一方面，几乎是同时美国霸权开始相对衰落。在毫无有效制约的情况下，美国帝国过度扩张，世界警察职能不再。今天美国在页岩气革命的带动下希望再工业化。这一方面会导致美国复兴甚至崛起，但也有可能使得美国变得再次相对孤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会注重于其内部建设，减少对外部的依赖。从前美国是一个全方位的霸权，如果相对孤立主义崛起，美国可能有选择地参与国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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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遇到各种困难的同时，其同盟也是如此。无论是欧盟国家还是亚洲的日本，都很难像从前那样和美国合作来维持国际秩序。在欧洲方面，因为俄罗斯在后冷战时期一蹶不振，那里的安全秩序没有出现明显的挑战者。在中东，美国所确立的秩序几乎已经解体，人们不知道一个新的秩序会是什么样的。在亚洲，美国主要在加强和传统盟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同时也想培养新的盟友，例如印度。但同样，美国在这些国家的信用度日益下降。美国再也难像在冷战期间那样，对亚洲国家做大量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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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些因素，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只是在被动地应付其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没有能力来构建一个新的秩序。概括地说，美国回应的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全球化，二是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已经完全没有可能重构世界秩序。但同时，与美国一样，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这方面，中国和美国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形成一个新的和可行的世界观和全球观，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便会回到前些年提出的G2概念。但G2的概念需要重新阐述，不应当指中美两国集团，而是两国合作来共建国际秩序，一个既有利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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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需要追求联盟政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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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和美国合作方面，中国首先所面临的问题是同盟问题。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架内，中国的国际关系有两方面的目标。第一方面便是自我生存和发展。在这方面，中国没有天真到会相信，美国会自觉地做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相反，中国应当假定，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增进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中美合作是有可能的，因为从合作中，美国会得到其国家利益。当然，人们也可以相信，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会是这样的。第二方面是和美国共建和维持国际秩序，共同承担国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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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个方面，都会涉及同盟问题。在第一方面，中国直接面临的是美国的同盟战略对中国所能构成的威胁。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目标，是要通过强化和其传统同盟的关系、培养新同盟来实现；并且一些亚洲国家也倾向于选择和美国结盟。中国要不要结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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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方面，即使中美共同构建新世界秩序，同样也避免不了同盟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在国际组织的存在下，每一个自私的主权国家，还是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安全和其他方方面面的利益。冷战时代的和平是怎么得来的？尽管苏联（及其盟友）和美国（及其盟友）都是联合国的一部分，在联合国这个平台上互动，但更重要的互动在这个平台之外。美国和苏联都结成了自己的同盟，通过两个同盟之间的对峙，来维持两个同盟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中美两国在未来的世界新秩序里面又如何呢？中国也要像苏联那样，实行结盟政治来达到国家安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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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地看，结盟政治最终往往会导致以下三种结局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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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同盟之间的冲突。很多同盟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战争，就是要把概念中的敌人打败。同盟之间的冲突的结局往往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一方打败另一方，另一种是双方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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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同同盟之间产生一种平衡状态。如果各个同盟之间力量不相上下，谁也不能把另一方打败，就会出现同盟间的互相制约状态，维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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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同盟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一个同盟的解体，和另一个同盟的自我失败。这种情形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为了“和平”的竞争。典型的就是冷战时代的美苏集团之间的竞争。当时双方核武器对峙，谁也不敢首先发动战争，因为双方都知道，战争必然是同归于尽。在对失败甚至死亡的恐惧的情况下，同盟克制自己做出非理性的战争选择。但同时，对于死亡的恐惧也迫使同盟之间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的本质就是竞争哪一方更能可持续发展。在美苏两大同盟的竞争过程中，因为苏联集团的错误策略，最终导致了自我击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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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冲突可归结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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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冷战时代，如何保证国家的安全和世界秩序？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放弃了同盟概念，而转向重视政治制度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及其所主导的东欧集团的瓦解表示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霸权。当时很多人，尤其在西方，人们欢迎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历史的终结”概念的流行，是当时人们心态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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