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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这一事实，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今天世界的冲突至少可以归结为三类。第一类便是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战争，主要是美国和西方对其他国家的战争；第二类是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第三种战争形式发生在非政府组织和主权国家之间。“9·11”恐怖事件的发生，诞生了一类新型的战争，那就是恐怖组织发动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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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当看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局部冲突和战争，美国成为唯一霸权之后，要发生像“一战”、“二战”那样大规模的全球性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低。冷战的结束表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即从原来的世界“一分为二”转型成为“一个世界”。冷战期间世界秩序一分为二，分别为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所统治。苏联集团的解体本身并不表明这种转型，而只是为“一个世界”提供了一个结构上的条件。还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其一，美国和西方世界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从前属于苏联集团的很多国家，逐渐整合到西方体系内部。这尤其表现在北约和欧盟的扩张上；其二，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选择和世界“接轨”的道路，就是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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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说“一个世界”并不是说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了。美国是唯一的霸权，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像往日的苏联那样挑战美国，但在“一个世界”内部，美国也面临着和往日不一样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美国同盟内部的变化。在冷战期间，美国同盟之所以稳定，主要是各国都面临敌人，即苏联。但苏联解体之后，大家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因此同盟内部的协调变得困难起来。第二，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发生了一些人所认为的“多极化”，就是国际权力的分散化，主要是分散在各个地区多边组织上，例如欧盟、东盟和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区域组织尽管想和美国分享权力，但并没有任何挑战美国的意图，主要聚焦于区域事务。实际上，大多数区域组织需要美国，没有美国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区域组织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问题。这样，在“一个世界”内部就形成了一霸超强、多极并存的局面。这里的“多极”更多指的是“一个世界”内部的“内部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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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同盟方面，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同盟，而是要不要这样做？“一个世界”内部的权力分散化和多极化，有利于中国构建自己的同盟。尤其在经济方面，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足以吸引其他国家来加入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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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组建抗美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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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尽管没有像美国那样来建设针对一个特定国家的同盟，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中国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能力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所实行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当然不是同盟，但多边主义已经具备了同盟的很多因素，从多边主义演变成为同盟并不是很困难。这里的例子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六方会谈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为了推进本区域的经济贸易，六方会谈是围绕着朝鲜的核武器发展问题，针对东北亚的集体安全问题，而上海合作组织是为了参与国所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尤其是与恐怖主义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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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多边组织和美国所进行的同盟有本质的区别，美国所做的是针对中国的，而中国所做的是针对事务的。实际上，中国已经区别开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多边组织，一类是解决自身和其他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如六方会谈和上海合作组织，另一类是针对美国的组织。对第二类，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意图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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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样做无疑符合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战略。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看：第一，避免中美两大国的直接冲突。如果中国也像美国那样，建设针对美国的同盟，中美两国之间必然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那就是互相把对方视为是敌人，组建各自的同盟来自保，来抵御对方或者威胁对方，最终导向直接的冲突。美国在“重返亚洲”的战略下重组针对中国的同盟，但因为中国没有做出同样的回应，使得双方没有走到同一个竞争轨道上，也就是说双方不会发生直接的冲突。美国“重返亚洲”把重点放在军事上，中国并没有因此改变原来强调经济的政策。也就是说，美国在军事轨道上，中国则在经济轨道上。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放弃了军事现代化。相反，中国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速度，进行军事现代化。这就可以避免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竞争。可以相信，中国的经济战略，最终也会迫使美国重新回到经济轨道上来。如果中美两国的军事竞争最终会导致零和游戏，中美两国的经济竞争则更多是双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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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没有针对美国的同盟，表明中国也无须承担同盟所带来的巨大成本。没有免费的午餐，结盟有巨大的成本。对美国来说，结盟似乎强化了自己的力量。在明显存在着一个敌人的时候，的确如此。但在不存在一个明显的敌人的情况下，同盟有两种成本。第一，有可能把被视为是“竞争对手”的国家，转型成为真正的敌人。例如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潜在的敌人，如果中国的作为就是直接反制美国，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真正敌人。第二，美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盟国的要求，来增进它们各自的利益，并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被同盟所绑架。美国和同盟尽管有共同利益，但两者的利益不能等同起来。在很多时候，同盟国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而把美国卷入在内，给美国造成巨大困境。现在的日本和菲律宾，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局面。美国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也就是在它们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不提供帮助，美国作为“盟主”的信用就会失去，导致同盟的解体。但如果美国满足它们的要求，美国就要牺牲掉其和中国的关系，至少损害中美关系。另一方面，中国没有针对美国的结盟，就不存在这种成本。中国和朝鲜有些类似这种关系。尽管中国和朝鲜之间不存在着类似美日那样的同盟关系，但中国和朝鲜的传统关系，也已经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最近，这种情况才得到逐步改变。中国在没有同盟的情况下，其国际关系和外交反而显出高度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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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所实践的是要解决问题的多边主义，这种政策最终会促成美国同盟的最终无效化。上面所举的一些中国参与甚至带头建设的多边合作，都是强调参与国所面临的安全和经济问题，这种多边主义在大大强化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安全和经济关联性。这种关系同样也增加国家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从而提高它们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尽管并不针对美国，但也在实际层面对美国构成了制约。例如，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高度经济依赖关系，使得美国很难把东盟国家拉向自己一方，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也有同样的功能。即使是日本，因为其与中国的经济关联，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和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而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联更是说明了问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美国要把中国作为像从前苏联那样的敌人，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只要中国没有像从前的德国和日本那样有称霸的野心，美国的同盟政策基本是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而其所承担的费用则是极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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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与东北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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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日关系的恶化，东北亚的区域秩序甚至和平，正在面临韩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对中国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秩序的问题，更是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但是，如果中国对本区域局势有足够的理性和现实的理解，建立一个稳定的区域构架也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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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也就是中国的东边，已经有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美日联盟这些年来因为中日关系恶化而有强化的趋势。中国也非常担心这些联盟对其国家安全所能构成的实际威胁，所谓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争论，就是这方面担忧的考量。不过，美日同盟是否演变成为专门针对中国的，并且是进攻性的，取决于中、美、日三国之间的互动。只要中国没有和美国进行争霸战争，美日联盟要发动对中国的围堵，可能性不大。同时，中国冲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象征性意义多于实际意义，因为中国走出太平洋的商贸利益多于军事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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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日联盟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需要持续的关注，东北亚对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于中日关系。中日相处数千年，尽管在大多数时间相安无事，但一旦关系处理不好就会走向战争。近代以来，日本已经两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即清末的中日战争和民国年间的抗日战争。中日关系直到今天不能从历史阴影中走出来，和中日之间的战争有关联。不难理解，针对日本的中国民族主义尤其强烈。对中国来说，如何维持一个和平的东北亚，对内部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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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维持东北亚的和平局面？在欧洲，发展到今天的欧盟，对欧洲的和平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人终于下大决心，通过发展区域组织来防止战争、维持和平，并以此为基础整合整个欧洲。尽管欧洲的整合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欧盟在维持欧洲和平方面，的确是达到了很高的制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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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亚三国（中、日、韩）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得到快速的发展。但到现在为止，东北亚仍然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像北美或者欧洲那样的制度概念。很多年里，东北亚三国都想努力建设东北亚区域主义的制度构架，尤其在经济贸易方面。的确，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韩国的经济实力也在快速上升。如果这三个经济体达成类似欧盟和北美那样的自由贸易区，必然会大大促进东北亚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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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走出历史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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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在东北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年来，中国力推建设东北亚的自由贸易区。问题在于，中国这样做会成功吗？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尽管有诸多现实因素（主要是经济要素）在促成东北亚区域主义，东北亚三国都很难从历史阴影中真正走出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仅仅是一个理想，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们并没有准备好忘掉历史，走向未来。相反的，历史深深地植根于现实之中。一旦现实出现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历史就回来了。历史一回来，政治人物的最大的努力也会无济于事。在社会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中日之间再也不可能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再和日本做“秘密”交易了。当然，日本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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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北亚地区同属儒家文化圈，这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有助于区域主义的形成。“二战”前，日本曾经尝试过要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并通过战争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但以失败告终。尽管今天中国强调的是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区域主义的制度化，如果过于理想主义，也同样会失败。近年来的一些经验也表明了东北亚三国之间合作的有限性。例如，东北亚三国分别和东盟形成了三个“10＋1”机制（即中国—东盟、日本—东盟和韩国—东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0＋3”机制，就是东北亚三国在东盟的平台上进行互动。尽管在这个机制内，三国也达成了一些合作，并没有出现人们所预期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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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扩大和发展同日本、韩国的经贸关系，是历史的必然，但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并不见得能够演变到类似欧盟和北美那样的制度化。制度化可以做一些，但很难达到很高的程度。中国可以推动制度化，但必须意识到这种制度化是有限度的，过分的理想化反而会走向失败。作为大国，中国要对东北亚区域主义做些哲学思考，重新探索一种可行的整合或者分离机制，保障国家安全和区域和平，在最低程度上防止国家的现代化，再一次被中日关系的变化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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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的发展有哪些可能的情况呢？当然，日本并不是决定东北亚局势的唯一因素，其他一些因素例如朝鲜半岛无核化或者统一，也会对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东北亚局势的主轴是中日关系，其他关系是次要的，或者辅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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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能够主导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轴，便是日本国家的“正常化”。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美日结成联盟。尽管日本得到了这个联盟所带来的国家安全，但也使得其成为一个半主权国家，即日本不被容许有独立的国防和外交政策。日本国内针对这种“半主权”状态一直有非常不满的声音。在中国崛起之前，日本国内经常有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右派政治人物，便对美国喊出了“不”字。今天，有很多因素在促使日本快速向正常国家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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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中国崛起。尽管日本从中国的崛起过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的日益强大使得日本感到“威胁”。日本的这种“被威胁”感并不难理解，正如近代日本的崛起对中国构成“威胁”一样。日本的这种“被威胁”感，更是因为其本身经济长期得不到复苏而强化。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主权纠纷而每况愈下，日本政府公开宣扬中国“威胁”，以此来加速国家的“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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