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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中国崛起。尽管日本从中国的崛起过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的日益强大使得日本感到“威胁”。日本的这种“被威胁”感并不难理解,正如近代日本的崛起对中国构成“威胁”一样。日本的这种“被威胁”感,更是因为其本身经济长期得不到复苏而强化。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主权纠纷而每况愈下,日本政府公开宣扬中国“威胁”,以此来加速国家的“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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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朝鲜半岛的发展趋势也促使着日本的“正常化”。在东北亚国家中,朝鲜是最弱的,同时,其所感受到的国家安全所受到威胁的程度也是最大的。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得到美国核保护伞庇护,基本国家安全不成问题,但朝鲜则没有这样的保护。尽管朝鲜和中国、俄国比较靠近,中俄都没有单独或者联合为朝鲜提供这样一种保护。客观地说,这种情况也是朝鲜要发展核武器的动机之一。不管如何,朝鲜的核武器项目一直被美国、日本和韩国视为是本区域最大的威胁。日本政府也一直以来自朝鲜的军事威胁为理由,推动国家的“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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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不容二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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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中美关系的强化也在影响着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中美关系的高度依赖性,促成了一些人所说的“中美国”。的确,中美关系现在已经构成了整个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因素,也就是说中美关系的发展,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很多方面,包括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正因为这种结构关系,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能离开对方而在国际舞台上有很大的作为。并且,从发展的势头来看,中美关系也必然会进一步得到强化。中国现在强调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也就是说在实现和平共处的最低目标的基础上,共同维护世界政治的格局。如果中美关系一直持续这种势头,也会促使日本趋向于成为独立国家。一旦日本感觉到美国不会为了日本的利益而牺牲中美关系,或者日本感觉到美国不能提供其所需要的安全,日本会转而依靠自己。这必然促成日本的国家“正常化”的努力。这里,“正常化”也就是脱离美国,实现国防和外交政策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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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因为哪种因素促成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对中日关系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正常化”表明日本可以独立于美国而决策,但中日关系不会过于紧密。两个大国如果是邻居,它们之间的关系会处于长期的竞争状态,而非合作状态。或者说,竞争是正常现象,而合作只是“运气”。这就是中国俗话所说“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欧洲的法国和德国也是这样一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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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运动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过程。中国对日本没有任何影响和制约,但美日联盟则可对日本构成有效制约。日本今天的“正常化”运动之所以能取得比较快的进展,主要是美国的“容许”。中美两国之间缺乏政治信任,美国对中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经常把中国视为是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强化日本这个同盟,以此来消化和对抗来自中国的可能的威胁。美国经常宣称,美日关系是其东亚安全政策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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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日本而言,这种情况表明其可以“挟持”美日联盟,来追求国家“正常化”,即发展军事力量来应付中国。当然,当日本的国家“正常化”涉及从美国“独立”出来之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美国会向日本施加莫大的压力,迫使日本放弃这种想法。例如,几年前,日本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执政之时,想建设东亚共同体,追求和美国相对平等的关系,但马上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以失败告终。今天安倍所想达到的目标和鸠山想做的,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但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刚好相反,鸠山是亲华的,而安倍是反华的。在未来,如果美国感觉到日本要从美日联盟中“独立”出去,并且这种“独立”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美国同样会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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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因为中国的崛起而要追求国家的“正常化”,但同时因为美国的制约而无法从美日联盟中“独立”出来,这种情况表明什么?这表明东亚会出现两个次区域体系,即中美韩关系和美日韩关系。这两个体系相对独立,但同时它们之间又构成相互依赖关系。美日联盟和美韩联盟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这些年因为朝鲜问题,这两个同盟也有变得更为紧密的趋势,也就是变成美日韩同盟。美日韩同盟中,美国一直是主导力量,今后也会这样。原因很简单,日本和韩国也同样负有巨大的历史包袱,并且也有领土纠纷。没有美国,日韩两国很难结成任何有意义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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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美韩的关系也趋向密切。中韩的经济已经整合到难以再分开的程度。因为中日政治关系对中日经济关系的负面影响,中韩经济关系反而得到了强化。这种势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同时,中美经济关系也已经发展到了难以再分开的程度。无论在韩国还是中国,已经有人开始讨论“中美韩”三国的联盟关系。尽管这三国要结成类似美日韩那样的联盟并没有可能,但这三国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有可能会达到一个实际上的联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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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当然并不是说中日两国会互相关上大门,实行封闭政策。中日的经贸关系仍然会发展,但中日的政治和战略关系会变得相对独立。同时,中、美、韩和美、日、韩这两个次体系之间的关系又会是互相依赖的。从上面所分析的要素来看,两个相对独立但又互相依赖的次体系,可能是东亚国际关系的大趋势。如果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可以从制度层面来保障东亚的和平和安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内部的现代化都会是正面的发展。在东北亚三国本身很难发展出制度化比较高的区域主义情况下,这样一种新局面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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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当代中国外交的文化地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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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外交环境可以说呈现出“风云变幻”的局面。各个方面吃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几年前,美国宣称要“重返亚洲”。尽管现在的美国也是说得多,做得少,但美国所做的一些事情则令中国深为担忧。人们看到,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越来越具体化,或者已经初步成型,那就是经济方面的TPP和军事方面的南中国海问题。这两者都具有深刻的战略含义,前者具有战略性贸易的味道,而后者的军事战略味道是很显然的。也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些实际政策变化背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话语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先前的积极话语转变成为消极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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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美国现在针对中国的这些新举措?一些人认为这是美国的选举政治所致。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和每次选举年一样,各种选举言语不断涌现。如果仅仅是选举言语,人们不用太过于认真,因为这些言语不见得能够成为政策。也有些人把此归诸奥巴马总统的弱势,总统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分歧。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奥巴马总统的表述方式和国务卿、国防部长的表述方式都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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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当然过于简单,会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中美关系所面临的这种情形,类似于小布什政府刚刚上台时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当时美国也想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并且把中国作为战略重点,搞所谓的“亚洲小北约”等。中国当时也面临莫大的外交甚至是国际关系的压力,但不久发生的“9·11”恐怖事件,改变了事物发展的方向。“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战略从对华政策转移到反恐战争,而在反恐问题上,中美关系找到了新的定位,双方的关系稳定下来。现在随着反恐战争告一段落,美国又有机会做全球性的战略重点的转移,而这次的目标又是中国。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这并不难理解。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最为关注的就是维持其霸权地位。在美国看来,对美国霸权能够构成真实威胁的就只有中国。尽管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意图挑战美国,也无意称霸,但美国人的认知并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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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对这次美国地缘政治转移的极其重大的意义有清楚的认识。美国的战略家也感觉到高度的不确定性,纷纷表示出担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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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大转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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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转移的结果会是什么?对这场深刻的战略大转移的意义,及其对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政治的影响,人们必须站在一个大历史的宏观角度才能加以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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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地缘的角度来说,很多类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或者国际冲突表现为文化的冲突,尽管同一种文化内的不同国家也会发生冲突。尽管在国际政治的文献上,找不到具有实质性的文献来研究文化和文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并不是说文化地缘就不存在。历史地看,最显著的就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不管表现为什么样的方式,两种文明的冲突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理论。尽管学术界不看好,但在实际政策中引出了巨大的争论和影响力。实际上,很多人把“9·11”恐怖事件视为是“文明冲突”的经验论证。文明或者文化本身并不会导致冲突和战争,但一旦代表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主权国家频繁互动,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既有合作的能量,也有冲突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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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化放置于国际关系中,就不难看出文化到底如何发生作用。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文化作为思维方式影响国际关系。文化有很多方面的内容,但任何一种文化的内核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本身并不成为冲突的根源,但当两种思维方式互动的时候,冲突很容易发生。在国际政治上,思维就是对“自身”和“他者”(其他国家)及其自身和他者之间关系的思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没有两种文化是相同的。例如一种文化里表现为“防御性”的战略,很容易被另一种文化理解成为“进攻性”战略。其二,文化可以成为一种资源或者工具,为主权国家所动员和利用来影响国际关系。文化一旦被当作资源,就会对国际政治产生无穷的影响。这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例如尽管穆斯林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但一旦被极端原教旨主义者所利用,穆斯林教义就可以被曲解,成为恐怖主义的精神基础。又如,长期以来,一些西方政府总能在最大程度上把“民主自由”的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来动员,以达到其国际关系的目的。而自其产生以来,民族主义更是为各国政府所动员,经常成为国际冲突甚至内部冲突的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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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国际关系来说,中国文化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有什么不同?在那些方面会发生国家间的冲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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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处理安全议题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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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文化首先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使得中国具备了一个其他大国很少有的大历史观,善于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长远的问题。中国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国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的理性更表现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中国的这种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处理问题的方式。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过程中往往显得不慌不忙,具有足够的耐心。尽管西方称之为“拖延战略”,但实际上是中国想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中国把很多问题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这个过程在继续,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对一些难以找到解决方法的问题,人们往往求助于时间,把问题留给未来。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只要问题得到有效管理,不让其爆发出来成为现实问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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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对战略的理解。中国所强调的“韬光养晦”战略,在西方看来只是暂时性的,只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机会,但实际上,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这一战略则具有永久性。在不同时间,中国使用各种不同的话语来论证“韬光养晦”战略,例如“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它是中国数千年“反应性外交”和“防御性外交”文化的当代体现。“防御性外交”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长城文化”。为了防御敌人搅乱自己的生活,中国修筑了万里长城,力图把敌人挡在长城之外。尽管这种战略在历史上并不算成功,但很能反映中国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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