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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种文化也反映在中国的军事发展上。中国强调“止戈为武”，发展武器是为了反对武器的使用，防御性和非进攻性是中国国防发展的最显著特色。此外，中国只有当了解到其他国家会以何种方式、使用何种武器来威胁自己的时候，才会去发展某种武器，制定某种军事战略。中国很少有主动的，类似于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这和苏联不同，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不同，也和英国、美国不同。所有这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出现了“争霸”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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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性外交更是反映在中国的日常外交事务中。在清末以前，中国是没有类似西方的外交部的。在传统“天下”观下，中国一直没有外交的概念。近代以来，尽管开始有外交的概念，但外交在国家的政治议程中很难占据重要地位。这种情况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中国往往缺乏主动的外交战略，整个外交系统都在反应性地运作，每天对国际事务做出“救火”式的反应。这种方式招致了很多批评，认为有损于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事务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不过，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种反应性外交可能是个客观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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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没有被赋予其应有的重要性，和中国人的“围棋”概念分不开。基辛格在其新书《论中国》中通过“围棋”和“象棋”的不同，比较了中西战略文化的不同。西方是“象棋”逻辑，是一种绝对游戏或者零和游戏的概念，即国家间的游戏更多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游戏。中国所秉承的则是一种“围棋”逻辑，这是一种相对游戏，或者是非零和游戏。很显然，在“象棋”逻辑主导下，西方外交获得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在西方诸国，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外交部长往往是少数最为重要的部长之一，地位显赫。而中国的“围棋”逻辑则表明，外交并非你死我活，就是说，外交就像做生意，只是一种相对的获得，今天你多赚一些，明天可能我多赚一些。既然如此，外交就不会具有紧迫性。和西方各国外长相比，中国外长在行政等级系列中所处的位置不高，其对中国外交事务的影响也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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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再深一层次看，这两种“棋”文化和中西文化不同的本质有关。西方文化无论是基督教文化还是穆斯林文化都是宗教文化，是一种排他性的使命感文化。使命感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要去改变“他者”，使“他者”转化成为自己；如果改变不了，那么这个“他者”就很容易被视为是“敌人”。而中国文化则是世俗文化，没有使命感，并且具有包容性。中国文化不仅从来就没有想去改革“他者”，更重要的是始终持开放的态度，来主动接受并且包容“他者”和他者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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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的包容性与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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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关系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和西方对主权国家概念的不同理解了。主权概念兴起于西方，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尽管主权的概念来自西方，但在中国做了根本性的转型。西方的主权国家概念里包含有“同质性”和“趋同化”的意义，因此西方国家总是努力想改变其他国家的政体形式，使得其他国家形式和西方的趋同。这明显表现在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推行“民主自由”政体的努力上。很多年里，西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也仅仅是西方文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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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不同，中国人所理解的“主权”仍然具有浓厚的“和而不同”的传统。中国人所理解的“主权”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应当欺负另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不应当强求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各种制度形式。多样性事物的共存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的理想，即所谓的“和而不同”，或者“和谐”。当然，这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这个理想是否能够实现，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不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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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都想互相改变对方，结果导致了无穷的冲突和战争。直到今天为止，这两种文化的冲突还在继续。同样，他们也在互相竞争，扩大各自的影响力。西方基督教文明起于地中海，从地中海开始一路扩张，先占据了大西洋两岸，现在又扩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和穆斯林相比，基督教文化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其扩张往往和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和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而穆斯林文化从表面上看受“9·11”事件的影响而处于劣势，但实际上也在快速扩张，并且是和平的扩张。穆斯林信仰不仅已经扩展到原来的非穆斯林地区，而且也通过不同方式，深入到了原来基督教为主体的区域即北美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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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历史上尽管也和其他国家发生过冲突甚至是战争，在国内也发生过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基督教和穆斯林两种文化之间那样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作为世俗文化，中国成功地吸收消化了佛教文化，甚至连最具有特性的犹太教也没有能够避免被中国文化所整合。今天尽管从意识形态上说，中国还是继续拒绝西方宗教，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主动和西方融合。宗教实际上已经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国的意识形态如何容纳宗教？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管怎样，在处理和西方的关系上，中国避免了苏联的选择。苏联选择了和美国争霸，而中国则不仅选择了不和美国争霸，而且选择了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接轨。苏联和中国做出不同选择背后的理性，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即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文化和中国人的世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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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前，笔者曾经提出，“中国外在的挑战首先并不是美国，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合二为一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所具有的无限扩张力正在毫不留情地把世界上各个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和政治体吸纳进去，变成其内在的部分。而美国刚好处于这个体系的中心，是这个体系扩张的领导者。美国的扩张性并不主要取决于哪一个政府或者哪一个总统，而更多的是受这一体系的驱动”（见“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2001年）。这种情形现在不仅没有变化，反而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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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随着代表中西两种文化的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互动的增多，它们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多。如何应对这种文化地缘转移给中国外交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这是中国今后数代人要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很显然，这种挑战远远超出了外交领域。外交领域所能做的仅仅只是努力减少不同文化所能造成的文化“误解”，增进文化间的互相了解。中国要真正应付这种文化地缘所带来的压力，就只能等待中国文化的真正崛起，一种既体现自己价值又能容纳西方价值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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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地缘政治大转移和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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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从文化地缘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非常实在，但比较容易被忽视。简单地说，当世界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的时候，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频繁接触就变得不可避免。尽管从长远来看，接触多了，两种文明之间的信任会得以产生和发展；但在最初阶段，当两种文明还不能互相适应的情况下，频繁的接触表明冲突的机会也越多。本文主要论述为什么这个世纪的地缘政治，已经很快转移到亚太地区。从地缘政治来看中美关系，也比较容易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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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首先是地缘经济因素。亚太地区日渐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是不言的事实，并且这种趋势在未来的数十年不会改变。今天，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此外，印度也正在崛起，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另外一个亚洲经济大国。印度尼西亚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忽视。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尽管也有经济增长的潜力，但远不及亚洲地区。多年来被人们称道的“金砖国家”（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和南非）中间，其他几个国家的GDP总量目前还不及中国一个国家。欧洲和美国现在面临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做调整。欧美经济对世界经济依然重要，但在其结构调整期间，要扮演世界经济领头羊的角色比较困难。这样，亚洲必然要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世界经济重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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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甚至俄国，其经济战略必然向亚洲转移。从世界历史上看，也是如此，即一个国家的地缘经济，是跟着世界经济的增长点也就是经济重心走的。例如唐宋时期的中国，18、19世纪的欧洲和冷战期间的大西洋两岸。因为亚洲地区涉及世界上几个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到亚洲，也表明代表这些经济体或者主权国家的政府之间，互动也必然增加，并且成为主体。这种互动意味着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重叠。如果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不是互动的主体，那么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但一旦主权国家成为主体，那么经济互动面的战略重要性就显示出来。就是说，即使是经济上的互动也具有了非常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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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转移符合“税收国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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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来说，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非常符合其“税收国家”的本质。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一直在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来维持其所谓的“世界秩序”或者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但这样做需要大量金钱的支撑。因此，美国也一直扮演着全球性的“税收国家”的角色，即尽最大的努力，通过各种方法向全世界各国“征税”，来承担维持“世界秩序”的费用。这一事实也决定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其地缘经济的紧密相关性。如果两者是重合的，那么美国维持其全球秩序的费用就低；但如果不重合，美国所要承担的费用就会很高。显然，并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会随着其地缘经济而转向亚洲。既然亚洲在未来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会扮演世界经济重心的角色，那么美国就有充分的原因，把其地缘政治的重心转移到亚洲。在这里，美国的“税基”庞大，其安全战略是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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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战略本身。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就变成了唯一霸权国家，或者一霸超强。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分庭抗礼，只主宰了半个世界，即西方世界。苏联一垮掉，美国的最高战略利益就是维持其唯一霸权的地位。美国开始利用现存体制来消化中国等新兴国家，也包括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做得相当成功。历史似乎沿着“历史的终结”的道路行走。必须记得，在小布什刚刚上任之初，美国出台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意在对付中国。这种政策调整非常符合西方外交政策的逻辑。因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史表明，现存霸权必然会遭受另一个崛起国家的挑战。对美国来说，中国很自然成为美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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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正当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很乐观地消化吸收着另一半世界的时候，“9·11”恐怖事件发生了。反恐战争在一段时间里，牵制了美国的地缘政治的大转移。此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主题。非传统安全的主角不再是主权国家，而是非政府组织。因为恐怖主义组织被定义为“邪恶”的非政府组织，美国的反恐战争大大减少了对主权国家的外交压力，尤其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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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必须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也改变着西方人的思维。当时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主权国家不再重要，至少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而超国家组织（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国家内部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甚至要超越主权国家。这种认知尽管反映了国际政治舞台上角色的多样化这个事实，但这种认知过分理想化。很显然，主权国家并没有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变得不重要，更不用说是“消失”了。从今天的情况看，无论是应付全球性金融危机还是恐怖主义，都需要主权国家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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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样，这么多年的反恐战争使得西方政府意识到，恐怖主义是个常态，不可能因为反恐战争而得到彻底的解决。实际上，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反恐怖主义是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因为被西方所定义的恐怖主义的因素，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而呈现出一种持续发展的趋势。于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开始要人们接受恐怖主义是常态这样一种认知。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与其说是美国的反恐战争结束了，倒不如说美国接受了恐怖主义存在这个事实，是观念改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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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问题回归传统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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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很显然，这种观念的改变对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一般国际关系而言，这种变化促使国际关系的主题回到了传统安全问题，主权国家因此再次成为聚焦点。这里至少包含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传统安全问题例如伊朗和朝鲜的核扩散问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如果忽视了这些主权国家所从事的安全活动，那么这个世界（西方）将是不安全的。第二，因为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尤其是恐怖主义）而带来的不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强化主权国家的能力来应付。不难理解，这种认知在深刻影响着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战略调整。伊朗和朝鲜问题会随时被提到西方的议事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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