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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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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重返亚洲”表明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现实主义性质。尽管美国人说，其“重返亚洲”的目标是亚洲的秩序及和平，不是要“围堵”中国，而是要“威慑”中国，防止中国破坏亚洲的现存秩序，但实际上很清楚，美国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亚洲的一些国家为了克服自己对“中国崛起”的恐惧，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另一些国家则在观望。这种情形，又和修昔底德当年所观察到的希腊其他国家的行为何其相似：“双方（指雅典和斯巴达）都竭尽全力来备战；同时我看到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即使那些目前还没有参战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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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已经成为事实，其行为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很显然，中国如何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战争。中国如果也陷入这个陷阱，战争不可避免，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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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针对与美国的关系所发展出来的种种政策话语，就是为了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在重复中国并不相信这种陷阱。但是，现实地说，要避免战争，光有主观上的政策话语并不足够，而是要找到确实的方法来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从现实的情况看，正是因为这些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策话语，并不具备导向任何能够实现这些理想的工具和手段，一旦形势恶化，中国感受到外在的“威胁”时，就必然出现另外一个极端的话语。从今天中国各方面所表达的情绪性语言，或者所进行的各种政策争论时，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也在很快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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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必须抛弃对美国的理想主义认知，而对其（或者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一个清醒理性的认识。无论是对自己本身的国家利益，还是对他国的国家利益的思考，不能注入任何的理想和人为的感情。越现实，越有可能找到避免战争的方法。毕竟，从历史上看，国家之间也有和平的权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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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美国在亚洲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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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中美之间可能的亚太战争？这就要从认识美国在亚太的战略位置和其国家利益的相关性开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位置，人们会倾向于说，亚洲是中国的亚洲。但在实际层面，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国当然是亚洲大国，不过自近代以来，其和亚洲其他很多国家的关联和影响力甚微。很多美国人和亚洲人会说，亚洲首先是美国人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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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亚洲的塑造首先由欧洲殖民地主导，后来是美国人主导。日本曾经想取代欧美来主导亚洲秩序的塑造，但以失败告终。从近代到冷战，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高度制度化。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主权政府之间的关系，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有了发展。在后冷战时代，因为美国把注意力放到了反恐战争，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也就是说，中国在亚洲区域的国际空间扩展迅速。这不仅导致美国人的恐惧，也导致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不难理解，在亚太地区，美国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是否会像当年美国把英国赶出美洲那样，把美国赶出亚洲，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版“门罗条约”。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也不相信中国本身的崛起会有损于美国的利益。但这并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减少美国人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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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样，中美两国如果在亚太地区迎面相撞，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冲突。这既和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无关，也和一个国家的“邪恶用心”无关，而是和这里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有关。近年来，亚洲局势的剧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中国恐惧于美国，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互为敌人的陷阱，最终没有一家会是赢家，就像雅典和斯巴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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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新思考中美关系？中国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亚太地区和美国竞争为了什么？有几点很清楚，第一，中国是亚洲国家，只要中国在发展，其影响力必然要增加。不管美国或者一些亚洲国家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们必须调整政策来适应这个新环境。中国政府如果政策得当，影响力扩大会快一些。第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仍然会继续，但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影响力会逐渐减少。美国政府如果政策得当，影响力衰落会慢一些。第三，中国并无意愿把美国赶出亚太地区。尽管中国的影响力在提高，但并没有能力独家来履行国际甚至是区域责任。美国的存在合乎中国的利益，因此需要中美合作的空间还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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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糟糕的结局来说，假定美国能够在亚洲把中国“遏制”住，使得中国不会挑战其在本区域的利益，但这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保障美国可以维持其世界霸权的地位。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敌人”，这个“敌人”过于庞大，必然消耗其大部分资源与精力。这必然导致美国所构建起来的支撑起世界霸权的大厦的解体。今天的美国霸权地位，是美国自“一战”之后尤其是“二战”以来精心构建起来的。“重回亚洲”必然要求美国减少其在其他地方（包括欧洲、非洲、中东等地）的存在，其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力也必然衰退。实际情况也如此。美国在其他地区的霸权地位，动摇速度之快也超出人们的预料。即使在亚洲，美国也今不如昔，说得多，做得少。美国“重回亚洲”的战略要求亚洲有关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和美国冷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和营建“北约”的战略，营造一个欧洲秩序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人们可以再次回到修昔底德所观察到的另一个现象：“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撑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这也可应用到中美两国的关系上。如果美国要单纯从战略上围堵中国，其很难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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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的“重返亚洲”，中国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显然没有必要恐惧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亚洲，两国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而在美国力量急剧衰落的中东、非洲，甚至是美国传统势力范围的欧洲，中国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太平洋两岸能够容得下中美两国，这个地球更是容得下中美两国。既然中国没有意图挑战美国，实在没有必要恐惧，所需要的仅仅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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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外交的外部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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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的外部战略选择涵盖方方面面，前文聚焦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大转移给中国带来的挑战，这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相关的方面，即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周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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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关系上，最大的困难仍然在于中国如何认识美国。很多年里，这两大国各自对对方有过多的“情绪”而缺少理性客观的认识。这里不谈美国如何看待中国，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实际上也一直存在很多问题。在人们日常的讨论中，各种情绪是显见的。有亲美者，他们希望中国接受美国式的制度，演变成美国那样的国家。这个群体实际上是喜欢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来促成中国国内的变化。但是，在一些国际事务上，例如南中国海和东海问题，他们也不希望美国站在中国的“对手”一面。有轻美者，他们往往藐视美国，认为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来行事，无须考量美国的回应。反映在南中国海和东海问题上，这个群体主张中国以强硬手段来应付有关国家，而无须考虑美国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当然，也有恐美者，他们对自己毫无信心，恐惧于美国的一切。反映在南中国海和东海问题上，这个群体往往采取“怀柔”政策，或者被动应对或者无动于衷，最终导致局势的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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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的周边外交来说，中国最难以面对的就是“美国的存在”这个事实。不管是因为历史的因素还是现实的因素，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千丝万缕。很多中国人往往简单地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视为是中美关系的一环，把所有的麻烦和问题与美国联系起来，似乎没有美国，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因此，从主观上说，很多人还是想着有朝一日把美国势力赶出这个领域。中国的一些行为（主要是反对美国在亚洲存在的言论），也被美国人解读为中国把美国赶出亚洲的努力。对当今世界唯一霸权的美国来说，中国人的这种心态令其十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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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正确对待“美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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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问题就是不能把“美国的存在”，当成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起点。当其他国家把这个因素当作起点，把“美国的存在”作为工具而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中国很多人似乎不想承认或者不愿面对这个现实，把美国的存在视为是负面的因素、一切问题的根源。如果换一种思维，情况就可能很不一样。中国能否可以利用美国的存在这一事实，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呢？现实的逻辑是这样的：当美国感觉到中国在排挤美国的时候，就会尽一切力量来保持和强化其在亚洲的力量，来挤压中国在亚洲的空间；当美国感觉到中国欢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并且是合作的时候，美国反而会愿意“分享”其在亚洲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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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面临的困境是：美国感觉到中国要把其赶出亚洲，因此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来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利用南中国海等问题只是美国诸多手段之一；而中国觉得到处受美国的挤压，要调整战略来应付美国，如果不能直接针对美国，也要针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这是国际政治上典型的“安全困境”。这个困境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对自己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对对方没有基本上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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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迹象表明，中美两国有倾向陷入这个“安全困境”。美国已经有了很清晰的思路和很多动作，来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中国尽管还没有改变其政策，但社会层面的政策争论已经开始。从目前的政策争论中，人们可以想象几幅场景。第一，正如有人已经提到，中国可以仿效美国，培养一个亚洲“古巴”，例如菲律宾，产生“杀鸡儆猴”的效应。也就是说，针对众多的周边国家，中国可以做选择，对不同国家实施不同的政策。在众多周边国家中，存在一个“古巴”甚至两个，并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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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也可以仿效美国，实行“战略性贸易”，建立自己版本的TPP，用经济手段来奖励一些国家，同时惩罚另一些国家。考虑到中国现在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尤其是当欧美面临长期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种方式也是可以产生一些效应的。实际上，中国很多人越来越难以相信：中国具有庞大的经济利益，为什么搞得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在过去，中国一直在提倡“外交为经济服务”，当中国的经济反过来为外交服务的时候，必然产生外在的巨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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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甚至可以实行联盟政治。中国历来奉行不结盟政策，但在国际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很可能得到改变。实际上，中国独特的主权概念有利于结盟，也就是说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干涉别国内政。这种倾向有利于中国和具有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打交道。尽管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搞“民主价值”同盟，但经济同盟也会很有效，尤其在亚洲。即使是在战略上，现在很多国家因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的担忧，但如果中国真正在战略上崛起了，情况就会很不相同。也就是说，当中国真正能够在安全战略上，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服务”（public goods）的时候，外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今天，很多亚洲国家需要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对中国的担忧，更是因为美国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而中国则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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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判断美国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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