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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派遣了无数代表团去新加坡学习和进修。人们不时会听到有中国地方官员问新加坡能不能学。有官员说新加坡太小，不能学；有的说新加坡好是好，但不能学，如果学，最多在市政管理方面。很多地方官员不知道如何学新加坡。对他们来说，学就是“复制”、“描红”。说新加坡很小，不能学，他们的理解是不能“复制”和“描红”。实际上这并不确切。世界上，很多管治不好的国家都是小国，很多失败国家也都是小国。小国不一定就好治理。同样，大国不一定难治理。大国对错误的消化能力强，犯一个两个错误不要紧；但小国，如果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也许整个国家就完蛋了。用国家的大小来判断能不能学，毫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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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主义体系使权力有效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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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很多人对新加坡的理解局限于一些具体经验，例如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工业园区、淡马锡、金融监控制度等，很少有人谈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不理解其政治制度，就很难理解这些具体制度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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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之为权威主义体系，权力很集中。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词，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民主国家的权力也是集中的。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国家，但其总统的权力被很多美国学者称为帝王般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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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权力集中来说，有三个问题可提。一是权力以什么方式集中，二是权力集中如何维持，三是权力集中的目标。和其他国家比较，新加坡权力是相当集中的，尽管新加坡有很多反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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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在新加坡，权力集中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在新加坡，掌权者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推动着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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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融于社会是社会的精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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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集中能做好很多事情，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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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效集中权力、维持权力和使用权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权力要有载体，有组织结构。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普通党员不多，干部党员更少。政党是隐性的、融于社会的，是政治领域的“看不见的手”。政党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精英部分，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要点。政治人物来自民间。如果政党变成了脱离社会的自成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政党就会处于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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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执政，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寻找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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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政府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现在的总理李显龙和前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精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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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意义深远。第一，执政党干部来自社会，使得其能够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这样的人才来自社会各个方面，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要，更好地表达和代表社会各方面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来自社会，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是执政党保存权力不变质的一个有效方法。第二，减少腐败。这些人本来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减低。他们进入执政党，担任公职，并非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社会服务。在很多国家，包括民主国家，担任公职的人经常出现“寻租”现象。但在新加坡，这种情况很少见。第三，培养的成本很低。社会培养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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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长期执政的挑战是如何随时更新人才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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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多党制政府，政府政策很容易转型。政党轮换，使得执政党不用背其他执政党的包袱。如何随时更新自己的人才和政策，这是一党长期执政的挑战。这就需要依靠党跟社会结合，体察社会，吸收社会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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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人民行动党议员都要定期和选民直接见面，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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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把民主和一党独大执政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西方人说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民主要能够产生一个好且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能够有效运作，这获益于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也获益于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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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强调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好政府。新加坡用民主制度来保证好政府。执政党必须通过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选。因为有很多反对党存在，尽管他们很小，但也构成竞争压力。反对党本身对执政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制约，在国会里只有少数几个名额。但如果人民不满意执政党，原则上在大选时是可以支持反对党的。因此，执政党始终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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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录用。政府需要的是建设性人才。执政党最不喜欢光会讲好话的庸人。你有能力，有业绩，有建设性意见，党都可以把你吸纳进来。如何保持政权的开放性，代表社会利益，这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执政党本身就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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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要代表人民利益。新加坡政府的立国精神是民本主义，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精神。政府在亲商和亲民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亲商就是重视资本的作用。要发展就要重视资本，重视商人和企业家的作用。没有企业家、没有资本，发展就谈不上。在西方没有亲商这个概念。西方的发展是商人主导的。前面说过，新加坡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人才主导。这就提出了政府要亲商的问题。政府要为商人和资本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让他们发挥很大的作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加坡的工业园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多年来，新加坡政府在吸收外资方面花费了很大精力。如果没有政府的亲商政策导向，新加坡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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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亲商和发展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亲民。前者是工具，后者是目的。新加坡政府在提供基本政府服务方面是很多民主国家所不能相比的。亲商为服务型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很少有政府像新加坡政府那样能够解决普通人民的居住问题。新加坡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政府住房，中产阶级也是。住房政策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立国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围绕着住房这个平台出台了一系列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包括社区、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环保和教育等等。这里尤其要提一下新加坡政府处理经济危机的方式。每次经济危机到来时，政府必须考虑到资方和工人的利益，在两者之间做一平衡。一方面要帮助资方渡过危机，否则工人的就业就会发生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帮助工人。政府不会毫无目标地给穷人发钱，而是提供各种再就业培训和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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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和选举结合，民主的本质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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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可以集中，权力可以集中，但必须保证这些掌权人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在民主政治中，对新加坡执政党最有效的制约并不是反对党，而是社会，也就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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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只有多党竞争，选民才会有理性的选择。但这个假定可能并不符合事实。假如两个候选人，都是“烂苹果”，那么选哪个都无所谓。在很多年里，西方就有这种倾向，几个候选人都差不多，或者大家都认为这些都是“烂苹果”，所以投票率就会比较低。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要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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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党内竞争就是选拔，特别是一党执政制度，党内竞争就变得非常重要。像日本的自民党，党内的精英妥协就是精英的制度性竞争。当然，最理想的是党内投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也是党内各种势力竞争的结果，最后让老百姓去投票选择。英国的政党候选人的提名更是通过了变相的选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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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候选人的品质、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义。这点新加坡做得很好。议员要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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