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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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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相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8%的增长率将会降低，但到底会多低呢？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率节节下滑，不过我认为近期增长率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而不是中国崩溃论者所说的中国内部的体制原因。一个证据就是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从2010—2013年的经济增速下滑幅度比我国更大，而韩国、新加坡这些没有明显结构性问题的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也经历了类似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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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呢？一方面，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产业升级的空间，城市化率距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城市内部基础设施、改善环境等方面都需要加大投资，因而存在许多好的投资机会，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中国具备充足的投资能力。储蓄率高达50%，政府负债占GDP比重低于50%，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这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具有很多投资机会，但要么财政上负债累累，要么民间储蓄不足，要么缺少必要的外汇。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通过启动内需使得经济增长率达到7.5%左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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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经验来看，自2008年开始，中国靠和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还拥有20年每年8%的增长潜力，但是增长潜力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条件，包括投资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有足够的投资资源，以及在有效的市场前提下，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国外的新常态，外需相对较弱，因此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的增长率应该比8%低。我认为2015年和“十三五”期间增长率在比较合适的区间内，就业状况仍会比较好，而金融风险也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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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中国企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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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还会以中高速增长，企业的机会很多，我主要谈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并购的机会；二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海外尤其是非洲转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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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国目前的人均GDP仅6 800美元，和美欧日发达国家人均GDP 4万~5万美元相比，我国的制造业和他们的制造业相比，在技术水平和附加价值上还有很大差距。由于新常态，这些国家许多制造业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因此可以针对那些我国现在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通过海外并购把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产业引进来，在国内生产，满足国内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并逐渐转为出口。这样的并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加快我国的产业升级，不会造成重复投资和增加现有产业的过剩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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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工资水平也在提高，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资可能达到1 000~1 200美元，我国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需要升级到微笑曲线的两端，把加工环节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与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经验是一致的。但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体量巨大，有1.5亿左右的工人，越南、缅甸、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都无法承接，因此当我国有些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开始往那些国家转移时，他们的工资也和我国一样上涨很快。只有非洲国家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相似，有10亿人口，有大量剩余的年轻劳动力，目前工资处于全球最低水平，有足够大的劳动力资源承接我国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的大量转移，而不会马上面临工资上涨的压力。并且，等到非洲国家的工资水平也上涨了，全球将很难找到低工资水平的地方。所以，非洲国家不仅是我国当前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的最佳地区，也将是全球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最后一站。中国企业向非洲国家转移也会面临对当地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情况不了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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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与改革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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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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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2013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GDP年均增速远高于世界其他140多个经济体。中国GDP总额所占世界比重已超过10%，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与制造品生产国。民生方面，百姓收入水平大幅改善，约7亿人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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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0多年的发展成就大大超出了西方学者的预期，包含了一些传统发展理论未能解释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发展导向是全党全民共识；政策有较强的连续性、稳定性，并且适时调整；执政党有独特的执行能力；实行业绩优先的精英选拔机制；调动地方积极性并增进区域间竞争；国内市场一体化；始终如一的对外开放；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试错择优的改革方式；巨大的市场以及多层次需求的逐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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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验证明，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多元的，“照搬照抄”从来不会成功。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一定具有独特性。中国不仅应在发展成就上对人类有所贡献，而且有可能在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上也有贡献。需要认真研究总结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将其理论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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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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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说明中国已顺利度过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0年做过一项关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发现20世纪以来，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期20年或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期。高速增长期结束后，增长率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这种增长率下台阶的现象在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表现得较为典型。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 000国际元[1]左右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有的达到50%左右。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的话，当时预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开始这一观点在社会上缺少共识，但近年来的情况表明这已经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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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上看，今后一些年中国如能保持6%~7%的增长，仍然是相当高的速度，所以称其为“中高速增长”。由于增长的基数持续增大，即使增长速度降低，每年GDP的新增量依然很大。在中高速增长速度下，中国仍然可以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将位居首位，人均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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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从反映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看，形势总体上还是不错的，有些进展是突破性的，有长期意义的。比如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消费的比重超过投资，经济更多依靠内需拉动。同时，中国经济运行的质量有所提高。这体现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断提升，企业盈余水平有所提高，财政收入保持一定增幅，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等方面。目前金融财政风险有所加大，但仍在总体可控范围之内。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仍面临很大挑战，但在有些方面有所改善。因此，中国经济转型正在取得重要进展，对形势应有乐观积极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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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现在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转换需要面临三只“靴子”落地。第一只“靴子”是基础设施投资，第二只“靴子”是出口，第三只“靴子”是房地产投资。等第三只“靴子”落地后，中高速增长的“底”或均衡点会基本探明。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在今后一两年内完成增长阶段的转换，探明中高速增长的“底”，并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的轨道或状态，即“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十三五”将是新常态形成并得以稳固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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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和启动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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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基础设施投资。这方面仍有较大潜力，如高铁、地铁、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设施等。问题是如何在防控风险、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促进投资增长。第二是城镇化。未来20~30年内，中国的城镇化率应该还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涉及两亿多人。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有研究认为，这部分人群解决户籍问题后，其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第三是产业升级。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是23%，而日本是31.4%，美国是38.5%。如果中国通过产业升级达到与日、美相同的水平，就有30%~70%的提升空间。第四是消费升级。收入倍增规划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消费比重。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这一群体的比重到2020年将达到45%。第五是更大程度、更高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具体做法可以是改进贸易和投资活动，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在某些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第六是促进创新。中国在不少领域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创新潜能。除了技术创新外，商业模式创新也不容低估。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可观，中国经济“崩溃”或“衰退”论是没有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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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阶段转换期面临的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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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放缓，背后也是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和体制政策环境的深刻变革。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将会遇到三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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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何有效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高增长时期，巨大的需求增长空间有助于化解或推后风险；而当高增长势头难以延续，原来可以化解、推后的风险就会显露。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在经历了“黄金增长期”后都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例如美国的大萧条、日本的泡沫经济、韩国的金融危机等。中国目前比较突出的是流动性风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问题。这四类风险通过影子银行、土地、地方融资平台、国企等渠道，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形成一个风险传递的循环。风险释放与增长模式转型存在内在联系。中国是被动应对危机还是主动改革就决定了中国能否避免大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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