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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收入分配机制应当以“供给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为核心，并由此提出了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六个核心主张：①遏制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参与财富分配。从未创造任何财富的行政权力参与财富的分配不仅是腐败的源泉，也会影响到其他要素创造财富的积极性。②减少垄断对财富的瓜分。很多看似利润丰厚的企业，其实是靠垄断获取财富，这也是非常严重的收入不公平问题，所以反垄断、放松管制，促进市场自由化、产权民营化，不仅是“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必然选择。 ③控制利用公共资源过度获取个体收入的现象。比如对于在经济制度不健全的阶段通过各种方法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公共设施资源、海洋空间资源等，应通过以资源税为代表的税收政策予以调节，促进公平和效率。④对于创业企业或雇员人数、销售收入较少的小微企业应大范围免税。比如，是否可考虑对符合某些条件（如雇员在20人以下、销售收入在100万元以下）的创业型企业在一定的创业期限内全部或部分免除所得税？只有这样才能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扶持大批小微企业成长、做大以后，政府的税收总额甚至还会增加。⑤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但调节的重点应该是严重偏离要素边际报酬的收入，比如房产持有和遗产继承等。⑥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转移支付，长期来看都是低效率的，因此应该尽量减少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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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提出了课题，如何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我们认为，越是供给抑制和垄断、管制厉害的地方，供给侧改革就越有意义。应当沿着土地与资源、人口与户籍、科技与创新、制度与管理、资本与金融五大财富源泉和几大重点行业（医疗、能源、教育等），一个个领域研究下去，得出一些建设性的可操作性的成果，才能真正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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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要避免三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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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来之后，媒体广泛报道，社会上也高度关注，这是好事。但是在今后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需要避免以下三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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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误区，就是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停留在概念和理论层面。炒概念救不了中国，2012年，我们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当时的供给侧改革的确需要引起关注，需要撕开一个口子来推动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媒体上很多讨论还是在炒概念，这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不能停留在概念和理论层面，应该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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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误区，就是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到计划经济或产业政策的老路上。我看到有报道说，供给侧改革就是新计划经济，这显然是误解，但是在实际方面，确实有很多学者还是在用政策之手来拨动经济，“这个产业是老的，应该怎么淘汰；那个产业是新的，应该怎么鼓励”——直接伸手了，这样就弄错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还是要把握住“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理念，让财富源泉自主发挥活力，充分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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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误区，就是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对立起来。不能说研究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彻底否定需求管理。三年前我写文章的时候，确实有反对凯恩斯主义，但是现在不必再反对了。现在西部投资、民生改善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需求领域也有很大的作用，不能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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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觉得要避免这三个误区，一不能炒概念，二不能把供给侧改革误解成新计划经济，三不能把需求和供给对立起来，这样才能建设性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真正开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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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为什么宏观调控要转向供给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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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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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央要从过去传统需求侧管理的宏观调控，转向供给侧？什么是供给侧的宏观调控，具体是什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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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商品生产和服务形成的GDP的分配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在持续下降，政府分配的比例在持续上升；国有企业创造和分配GDP在比例上下降后，21世纪开始又在回升，但其容纳的就业比率在下降，导致所分配的GDP，要么形成企业的收入和资本，要么形成政府收缴的利润；而对GDP的另一个分配走势是，银行和其他借贷机构的利润率越来越高，分配规模越来越大。三者的挤压力，从国民收入分流来看，不断地挤出相应城乡居民和民营企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流量。致使消费和投资能力减弱，增长速度下降，使国民经济消费增长和投资需求的拉动力越来越弱。对经济增长下行的贡献在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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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是减轻企业的负担。在思路上要从凯恩斯主义需求侧管理的思路转向供给学派的供给侧管理思路，也就是说，宏观调控依据的理论也要转型。现在，我们的居民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太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每年都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稍有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国民收入中政府收入分配比重会越来越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会越来越低，进而影响消费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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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银行和国企GDP收入分配比例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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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下行？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国企和金融体系长期对GDP分配力量的强化，导致流向民营企业和城乡居民的部分减少，使其投资和消费能力下降；而政府、国企和银行等金融体系，由于负债率高企，国企产能过剩和结构转型困难，政府和国有投资机构及银行大规模地向地方政府和国企放款受到可能触发金融危机的阻拦，而政府、国企和银行的三公消费由于反腐倡廉受到抑制。因而，加上人口萎缩原因，社会总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幅，从2011年后掉头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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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有限的，政府、金融体系和其他国企在GDP中分配的比例如果越来越高，挤出的将是城乡居民和民营经济所能分配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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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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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数据，一直是一个谜。除了每年公布的狭义的预算收入外，还有各种基金、社会保险金、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包括地方国企上缴的利润）等收入，还有一部分没有列入这些项目的各行政及事业机构的行政性收费及罚没款等。从狭义的全国财政收入，即政府税收加进入预算内的收费等占GDP比例的变化看，1995年只有10%，到2014年为22%。但是，从项目看，土地出让金从无到有，社会保险金从很少到规模很大，再加上行政机构和行政性事业收费罚款等非税收入增长较快，政府实际收入占GDP的比例迅速上升，2014年比1995年上升了21个多百分点。其中，土地出让金增长规模太大，一方面表明对农民的土地财产分配过多，另一方面高出让金和税费对城镇居民的收入形成分配；而在政府税收之外，又有相当大一块进入统计和没有进入统计的非税收入，形成再分配企业和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合理的强行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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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利润对实业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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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行，特别是商业银行，多年体制的垄断和行政定价特征较为明显。商业银行数目逐年增加，但是资产和业务的集中度仍然很高；贷款利率由央行定价，逐步放开，而存款利率2014年前则一直是央行定价，并且存贷利差只有1.8个百分点，而到1997年后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实行到2013年，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加上银行其他费项的增加，以及花样翻新的业务，从城乡居民存款中所分配的收入越来越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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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净利润，是指扣除上交税费和工资以后的银行所得，从收入法讲，是GDP的一个组成部分。银行凭着垄断收费和各种花样，以及行政定价，获得的不合理的收入部分，是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竞争不对等，以及银行对储户权力过强格局下，银行对非金融企业和居民收入的一种扭曲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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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除了银行外，还有其他金融和非金融机构进行借贷融资。一个国家，其借贷融资利润占GDP的比例我认为以不超过3%为合理。然而，从近几年的变化情况看，商业银行利润的增长率远高于非金融企业净利润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年增长速度。可以看出，这种与GDP、实业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的高增长，含义就是银行优势位势对实业和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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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利润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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