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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创造和分配GDP的一个重要领域。在GDP的创造中，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从政府手中获得了较为便宜的划拨和出让土地；从银行获得了相当于民营企业利润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贷款；有的企业，获得了定价和经营方面的垄断权利；而有的企业，则得到了政府相当多的补贴。2013年，国有企业总资产104亿元，权益资产37万亿元。总资产利润率1.83%，净资产利润率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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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净利润，是交纳财政税费和支付工资年薪等后所获得的收入分配，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银行国企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从1982年的37.95%，1995年下降到16.66%，后又逐步上升，2014年达到了44.35%。剩下的国民收入，除了其中还有一部分文化广电出版等净利润外，就是城乡居民和民营企业对GDP的分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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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和非国有实业分配了多少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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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政府银行国企收入在GDP中的分配部分，剩下的就是城乡居民和民企在GDP中的分配部分。观察这几个方面分配比例的变化，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后面的投资和消费各个不同方面的拉动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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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比例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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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城乡居民分配了多少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时，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为45.2%，改革开放后，城镇居民增加工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实行国企大包干，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城乡居民增收，加上当时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负担还较少，政府轻税少费，1983年时，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上升到62.80%，而到了2008年最低时，下降到41.8%，2014年才回升到44.34%，比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比例最高时，下降了18.4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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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3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占GDP的水平看，2014年城乡居民少分配了12.39万亿元；如果我们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定在较为合理的55%水平上，则城乡居民也少分配了7.4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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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实体经济分配受到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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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中，政府银行国企收入，减去城乡居民收入，就是非银行和非国有经济收入。非银行和非国有经济收入，1982年时，只有2.4亿元，占国民收入比例仅为0.045%，1995年时规模为19 097亿元，比例为31.93%，其后逐年下降，而到了2014年时，其规模虽为42 901亿元，但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到了6.74%。非国有经济，从比例变化上可以看出，受到越来越强的政府税费罚没、银行净利润和国企净利润三方面强制和垄断分配的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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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能力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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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的高低，决定了其消费的支付能力。而投资与消费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投资→生产→分配→投资或者消费→购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是一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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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放以来看，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是下降的：从1983年最高的62.80%，降低到2011年的41.73%。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同时也从1982年最高时的54.46%，降低到了2010年最低的35.21%，2013年略有上升，为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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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占GDP曲线和居民消费占GDP的曲线，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居民收入在GDP中分配比例的下降，是居民消费在GDP中比例收缩的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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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富林等学者认为，中国到了从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向消费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时候了。虽然，2009年中央财政对农民进行家电、农机具等消费补贴刺激，后来对城市居民也进行家电消费的补贴，但是从大数据看，效果非常有限。最为重要的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分配得较少，政府和资本分配过多，形成的基础设施和产品，没有居民足够的购买力平衡，是需求疲软、生产过剩、经济增长放慢的重要成因之一。因此，不解决居民的收入基础问题，想刺激消费，等于谋求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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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的增长幅度，从2008年的22.72%，下降到了2014年的12%，2015年，更有可能下降到10%，幅度达10多个百分点。这与21世纪以来政府银行国企在国民收入流程上越来越挤压居民分配，居民消费能力相对不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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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被挤压和债务高风险迫使投资增速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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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经济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高低，同样也影响着民营经济投资的水平。非国有实体经济，其净利润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持续下降，说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众多的机构和庞大的行政事业及协编、临编和合同工供养人员，包括社会保险金巨额的缺口，再加上地方政府扩张和攀比性建设的需要，所赖以运转的高土地供给成本、过头税收、高工资比例社会保险金，以及繁多的收费和罚款，长期侵蚀非国有实体经济的净利润，再加上银行的高利率，非国有实体经济遭到重创，投资意愿也日益下降，在2014年表现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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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扩张计划，2009年，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规模达到10.5万亿元人民币。其两个严重的后果是： ①由于中国货币不是国际货币，扩张几乎全部流入国内经济，导致后来地价、房价和消费价格的快速上涨；②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利用这次经济刺激，从金融体系借了大量的债务，使GDP负债率急剧上升，而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也恶化，还进一步加剧了全社会向高利贷格局发展，金融体系的风险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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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实体经济投资意愿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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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实体经济除了个体和私营经济外，还包括国有及银行以外的非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股份有限等经济，从近几年对这些经济的调查看，其扩张投资的意愿在下降。主要是下面四个方面的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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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税费负担持续增加，侵蚀了商户和企业的利润。这两年政府正在进行营业税转增值税，以及提高规模以下小型企业税收起征点的改革，国务院也再三下达给企业清费的文件，但是，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2014年的调查，在税收方面，认为税收负担“基本未变”的企业经营者占60.1%，“有所增加”或“明显增加”的占29.9%，“有所减少”或“明显减少”的占10%。关于企业非税费用的变化情况，认为2014年以来非税费用“基本未变”的企业经营者占52.5%，“有所增加”或“明显增加”的占34.3%，“有所减少”或“明显减少”的占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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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2014年，非国有实业经济净利润不仅没有增长，还从57 565亿元下降到了42 901亿元。其净利润实际上通过政府的过度收税收费，加上银行的高利率，转移成了政府的税费收入和银行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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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说明，即使在中央政府减税清费意愿非常强烈的情况下，这样的减轻企业负担的大政方针，在地方总体上并没有被执行，并且还在恶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四级政府运转没有正规和大额的税收所保障，行政事业机构太多和人员庞大，协编临编人员越来越多，加上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协编临编人员工资社保的增长，形成了最大限度收税，以及许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收费罚款、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运行体制，地方已经形成了向商户和企业千方百计收费罚款的强有力机制，各类国务院的文件也已经难以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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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企业融资的高利率，已经重创实业。①银行方面，从民营经济的银行融资看，大型企业的贷款利率及其他收费一般需要12%，中型企业一般在16%~18%，小微型企业在20%~25%。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银行贷款向中小企业倾斜，并降低利率，但实际上大多数银行机构并不听政令，或者明降暗升，除了不断上浮的贷款利率，抵押物、担保费、咨询费、强行搭售理财产品等五花八门的要求也让企业不堪重负。②多家在香港上市的小贷公司，其平均贷款利率高达20%。 ③近年兴起的网贷，在2014年一季度时，平均利率20%以上，11月虽然下降为16%。仍然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 ④民间借贷方面，根据2014年5月2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民间有息借出资金规模在7 500亿元，全国范围看，民间借贷利率为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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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已经严重干扰了中央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资本无法流动到实业，而是被抽到了以钱赚钱的渠道，即使国家降息降准，钱还是跑到了银行表外，通过信托、租赁、理财、小贷公司放高利。通过降息降准扩大到流动性中的钱又变成了高利贷，降息降准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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