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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有限的，政府、金融体系和其他国企在GDP中分配的比例如果越来越高，挤出的将是城乡居民和民营经济所能分配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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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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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数据，一直是一个谜。除了每年公布的狭义的预算收入外，还有各种基金、社会保险金、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包括地方国企上缴的利润）等收入，还有一部分没有列入这些项目的各行政及事业机构的行政性收费及罚没款等。从狭义的全国财政收入，即政府税收加进入预算内的收费等占GDP比例的变化看，1995年只有10%，到2014年为22%。但是，从项目看，土地出让金从无到有，社会保险金从很少到规模很大，再加上行政机构和行政性事业收费罚款等非税收入增长较快，政府实际收入占GDP的比例迅速上升，2014年比1995年上升了21个多百分点。其中，土地出让金增长规模太大，一方面表明对农民的土地财产分配过多，另一方面高出让金和税费对城镇居民的收入形成分配；而在政府税收之外，又有相当大一块进入统计和没有进入统计的非税收入，形成再分配企业和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合理的强行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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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利润对实业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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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行，特别是商业银行，多年体制的垄断和行政定价特征较为明显。商业银行数目逐年增加，但是资产和业务的集中度仍然很高；贷款利率由央行定价，逐步放开，而存款利率2014年前则一直是央行定价，并且存贷利差只有1.8个百分点，而到1997年后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实行到2013年，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加上银行其他费项的增加，以及花样翻新的业务，从城乡居民存款中所分配的收入越来越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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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净利润，是指扣除上交税费和工资以后的银行所得，从收入法讲，是GDP的一个组成部分。银行凭着垄断收费和各种花样，以及行政定价，获得的不合理的收入部分，是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竞争不对等，以及银行对储户权力过强格局下，银行对非金融企业和居民收入的一种扭曲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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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除了银行外，还有其他金融和非金融机构进行借贷融资。一个国家，其借贷融资利润占GDP的比例我认为以不超过3%为合理。然而，从近几年的变化情况看，商业银行利润的增长率远高于非金融企业净利润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年增长速度。可以看出，这种与GDP、实业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的高增长，含义就是银行优势位势对实业和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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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利润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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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创造和分配GDP的一个重要领域。在GDP的创造中，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从政府手中获得了较为便宜的划拨和出让土地；从银行获得了相当于民营企业利润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贷款；有的企业，获得了定价和经营方面的垄断权利；而有的企业，则得到了政府相当多的补贴。2013年，国有企业总资产104亿元，权益资产37万亿元。总资产利润率1.83%，净资产利润率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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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净利润，是交纳财政税费和支付工资年薪等后所获得的收入分配，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银行国企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从1982年的37.95%，1995年下降到16.66%，后又逐步上升，2014年达到了44.35%。剩下的国民收入，除了其中还有一部分文化广电出版等净利润外，就是城乡居民和民营企业对GDP的分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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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和非国有实业分配了多少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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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政府银行国企收入在GDP中的分配部分，剩下的就是城乡居民和民企在GDP中的分配部分。观察这几个方面分配比例的变化，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后面的投资和消费各个不同方面的拉动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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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比例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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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城乡居民分配了多少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时，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为45.2%，改革开放后，城镇居民增加工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实行国企大包干，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城乡居民增收，加上当时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负担还较少，政府轻税少费，1983年时，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上升到62.80%，而到了2008年最低时，下降到41.8%，2014年才回升到44.34%，比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比例最高时，下降了18.4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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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3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占GDP的水平看，2014年城乡居民少分配了12.39万亿元；如果我们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定在较为合理的55%水平上，则城乡居民也少分配了7.4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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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实体经济分配受到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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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中，政府银行国企收入，减去城乡居民收入，就是非银行和非国有经济收入。非银行和非国有经济收入，1982年时，只有2.4亿元，占国民收入比例仅为0.045%，1995年时规模为19 097亿元，比例为31.93%，其后逐年下降，而到了2014年时，其规模虽为42 901亿元，但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到了6.74%。非国有经济，从比例变化上可以看出，受到越来越强的政府税费罚没、银行净利润和国企净利润三方面强制和垄断分配的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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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能力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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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的高低，决定了其消费的支付能力。而投资与消费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投资→生产→分配→投资或者消费→购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是一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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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放以来看，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是下降的：从1983年最高的62.80%，降低到2011年的41.73%。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同时也从1982年最高时的54.46%，降低到了2010年最低的35.21%，2013年略有上升，为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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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占GDP曲线和居民消费占GDP的曲线，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居民收入在GDP中分配比例的下降，是居民消费在GDP中比例收缩的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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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富林等学者认为，中国到了从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向消费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时候了。虽然，2009年中央财政对农民进行家电、农机具等消费补贴刺激，后来对城市居民也进行家电消费的补贴，但是从大数据看，效果非常有限。最为重要的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分配得较少，政府和资本分配过多，形成的基础设施和产品，没有居民足够的购买力平衡，是需求疲软、生产过剩、经济增长放慢的重要成因之一。因此，不解决居民的收入基础问题，想刺激消费，等于谋求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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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的增长幅度，从2008年的22.72%，下降到了2014年的12%，2015年，更有可能下降到10%，幅度达10多个百分点。这与21世纪以来政府银行国企在国民收入流程上越来越挤压居民分配，居民消费能力相对不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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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被挤压和债务高风险迫使投资增速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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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经济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高低，同样也影响着民营经济投资的水平。非国有实体经济，其净利润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持续下降，说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众多的机构和庞大的行政事业及协编、临编和合同工供养人员，包括社会保险金巨额的缺口，再加上地方政府扩张和攀比性建设的需要，所赖以运转的高土地供给成本、过头税收、高工资比例社会保险金，以及繁多的收费和罚款，长期侵蚀非国有实体经济的净利润，再加上银行的高利率，非国有实体经济遭到重创，投资意愿也日益下降，在2014年表现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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