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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扩张计划，2009年，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规模达到10.5万亿元人民币。其两个严重的后果是： ①由于中国货币不是国际货币，扩张几乎全部流入国内经济，导致后来地价、房价和消费价格的快速上涨；②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利用这次经济刺激，从金融体系借了大量的债务，使GDP负债率急剧上升，而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也恶化，还进一步加剧了全社会向高利贷格局发展，金融体系的风险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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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实体经济投资意愿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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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实体经济除了个体和私营经济外，还包括国有及银行以外的非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股份有限等经济，从近几年对这些经济的调查看，其扩张投资的意愿在下降。主要是下面四个方面的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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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税费负担持续增加，侵蚀了商户和企业的利润。这两年政府正在进行营业税转增值税，以及提高规模以下小型企业税收起征点的改革，国务院也再三下达给企业清费的文件，但是，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2014年的调查，在税收方面，认为税收负担“基本未变”的企业经营者占60.1%，“有所增加”或“明显增加”的占29.9%，“有所减少”或“明显减少”的占10%。关于企业非税费用的变化情况，认为2014年以来非税费用“基本未变”的企业经营者占52.5%，“有所增加”或“明显增加”的占34.3%，“有所减少”或“明显减少”的占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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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2014年，非国有实业经济净利润不仅没有增长，还从57 565亿元下降到了42 901亿元。其净利润实际上通过政府的过度收税收费，加上银行的高利率，转移成了政府的税费收入和银行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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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说明，即使在中央政府减税清费意愿非常强烈的情况下，这样的减轻企业负担的大政方针，在地方总体上并没有被执行，并且还在恶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四级政府运转没有正规和大额的税收所保障，行政事业机构太多和人员庞大，协编临编人员越来越多，加上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协编临编人员工资社保的增长，形成了最大限度收税，以及许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收费罚款、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运行体制，地方已经形成了向商户和企业千方百计收费罚款的强有力机制，各类国务院的文件也已经难以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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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企业融资的高利率，已经重创实业。①银行方面，从民营经济的银行融资看，大型企业的贷款利率及其他收费一般需要12%，中型企业一般在16%~18%，小微型企业在20%~25%。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银行贷款向中小企业倾斜，并降低利率，但实际上大多数银行机构并不听政令，或者明降暗升，除了不断上浮的贷款利率，抵押物、担保费、咨询费、强行搭售理财产品等五花八门的要求也让企业不堪重负。②多家在香港上市的小贷公司，其平均贷款利率高达20%。 ③近年兴起的网贷，在2014年一季度时，平均利率20%以上，11月虽然下降为16%。仍然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 ④民间借贷方面，根据2014年5月2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民间有息借出资金规模在7 500亿元，全国范围看，民间借贷利率为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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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已经严重干扰了中央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资本无法流动到实业，而是被抽到了以钱赚钱的渠道，即使国家降息降准，钱还是跑到了银行表外，通过信托、租赁、理财、小贷公司放高利。通过降息降准扩大到流动性中的钱又变成了高利贷，降息降准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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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体制环境仍然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在世界银行对189个经济体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全球营商环境的评估中，包括营商环境便利度、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产权、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中国内地排第90位，其中“办理施工许可证”在全球排名倒数第11位。“开办企业”一项，虽然中国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2014年的151名升至128名，但在通常要求的所有手续中，完成这些手续所需的时间和费用，以及最低实缴资本等方面，仍然是排在后面的国家。如果反腐松懈，体制不能向负面清单管理彻底转轨，对行政权力的约束监督制度建设不能配套，创业投资建设经营环境恶化可能会复归。中国的营商环境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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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创业者和企业家们对产权保护、司法体制能否清廉公正、未来所有制走势等，不甚明确，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也是国内投资实体经济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如恶法和司法腐败，随意侵扰和吞噬企业资产，通过抽逃注册资金为罪等这样的恶法条款，加上公检法等机构可以在此类案件中提成和拍卖资产创收，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拍卖其资产获得政府罚没收入；甚至有的官商勾结、徇私舞弊，通过司法途径将正当企业的资产拍卖转移给利益相关的侵吞者，使一些民营企业家投资和经营有恐慌和不安感。还有许多民营企业家，感觉这个社会总归要“打富豪、分财产”，没有资产的安全感，最好还是“见好就收，小富则隐，转移国外”。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已经移民、停业和向外转移资产，许多民营企业家还在观望，犹豫不定，一有风吹草动，便可转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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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高风险与政府国企投资再难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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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认为，消费主导推动力度不够，特别是经济下行期，更要政府主导投资于交通、新能源、水利和其他基础设施等，包括加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力度，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特别需要指出，一是2008年年底实施的投资扩张政策，造成了2009年开始的地价、房价和消费物价的过快上涨；二是借债投资使得政府、国企和房地产商的资产负债率提高，经济下行和土地财政的收缩，使还款的违约风险加大，银行坏账率也上升。如果再将2008年年底的大规模投资来一轮，可能会引起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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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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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是206 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是29 256.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是66 504.56亿元。即使不算2015年增加的债务，目前外汇储备负债计算在央行资产表上，如果算在财政资产负债表上，加上2014年9月末3.89万亿美元，合人民币24.12万亿元人民币。虽然国家审计局核查地方政府借债截至2013年6月为10.88万亿元。但是，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透露，截至2013年上半年末，该行测算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估计在21.9万亿元，如果加上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则债务总额最高或达24.4万亿元。2014年11月20日报道的标普的分析暗示，31个被调查的中国地方政府债中，15个应评为“垃圾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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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地方政府难以有足够的还款能力，将形成债务严重违约和展期格局。①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政府融资还款的主要基础，但是住宅严重过剩，住宅用地市场火爆不再。从2014年10月土地供求情况看，全国300个城市共推出土地2 279宗，环比减少14%，同比减少42%；成交面积4 801万平方米，环比减少35%，同比减少63%；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 317亿元，环比减少8%，同比减少56%。②2014年由于经济形势下行，加上近几年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的增量部分向中央财政集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幅下滑，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发放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都困难的局面，更谈不上顾及对本级政府以往债务的还本付息，只能等中央银行再一次核销，或者中央财政出资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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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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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高负债也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国非金融企业整体负债率已经处于过高水平，企业负债占GDP的比例高达105%，不仅高于日本、美国、意大利，甚至接近于英国、法国的水平。2013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500强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高达84%，远高于发达国家大企业50%~70%的平均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4月也指出，中国市值最大的前10%上市公司全球资产负债率较2003年上涨10%，是整体上涨幅度中间值的两倍。其中，工业、原材料、公共建设和房地产等行业上涨最快。2014年三季度末，钢协会员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72%，银行贷款总额超过1.3万亿元；中国铁路总公司资产总计5.45万亿元，负债率超过64.77%。2014年前三季度，45家上市房企的平均负债率为74.56%，中小房地产企业负债率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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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不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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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四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为8 277亿元，不良贷款率从9月底的1.16%升至1.23%。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依据相关模型的测算结果显示，2015年四个季度的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8 973.21亿元、9 715.73亿元、10 506.57亿元和11 347.37亿元，不良率分别为1.29%、1.36%、1.44%和1.52%。在不良贷款压力大增的情况下，一些银行采取了一些延缓措施，对一些“准风险”或风险项目继续提供信贷支持，延缓风险暴露，这在客观上加大了信贷风险程度。有学者认为，商业银行账面不良率“低估”和“大幅低估”实际信贷风险的受访者明显增多，其原因在于关注类、次级贷款的账面风险与实际风险偏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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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下行的国民收入挤压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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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方面看，国民经济的增长是由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拉动的。从流程上看，需求需要支出，支出需要收入作为基础，而生产形成供给；供给从形式上讲，实际是收入法形成的GDP。因此，“……→商品和服务生产者→商品和服务供给→形成在企业、银行、居民和政府间分配的收入→投资和消费支出→商品和服务生产者的收入→……”是一个循环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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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除了受到人口“未富先老、未强先衰”和城市化“青出老回、未化先滞”的影响外，从体制及其运行看，国民收入流向政府银行国企部门相对越来越多，流向城乡居民和非国有实体经济相对越来越少，向后者流动的国民收入比例受到了前三个部门逐年的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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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的膨胀，需要更多的国民收入；而更多的国民收入，需要更多的税收、费项和罚款；而收上来的更多的国民收入，又促使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的膨胀。形成恶性循环。虽然已经提上改革议程，但是我认为，直到现在也没有形成真正的“人民——人大——税收——预算——行政机构人员规模”之间现代和有效的审议、批准和监督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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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融体系的高利润，实际上是从居民低存款利率和实体经济高贷款利率中获利的，也就是从居民收入和实体经济中吸取了相当部分国民收入。其后果是，实体经济的利润被转移，民营经济对实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升级换代等投资的意愿大大下降。造成高利贷经济泛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萎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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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负担过重，用地成本过高，社保工资等用工成本上升，房价高企，一方面，这些方式越来越多地使行政和事业部门再分配企业和居民的收入，不仅机构人员膨胀，而且“三公消费”也有了财源；另一方面，企业的利润被过分挤压，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相对较低，特别是一些房奴等，其消费更是被挤压到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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