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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角度上来讲，就像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康德有句话说得非常好，无论是谁，无论在任何时候，你本人和所有人，都不能把你本人和所有人当成工具，因为人自身就是目的。所以，比方以前流水线是把人当成工具，现在就要真正以人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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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探索中需直面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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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凯文·凯利前一些日子到海尔做了一个演讲，我和他做了一个探讨。他说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企业就像到了高峰一样，必须抛弃原来的思路，落到谷底，然后再爬到互联网这个新的高峰。我认为这很难，为什么呢？比如海尔，如果落到谷底，给工人开工资都没办法，我不能重新开张。但我如果只是维持原来的局面，修修补补，又爬不到互联网这个高峰。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叫边破边立，破一部分，立一部分，以改变整个企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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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变成一个生态系统，就像刚才所讲的，每个员工都在创业，他就好像是一棵树，很多很多树就变成了森林。森林里面的树可能今天有生的，明天有死的，总体上来看，森林是生生不息的。中国企业跟美国企业最大的不同，是美国有创业机制，而中国的创业机制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企业最后变成一个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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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0年前的中国《易经》里有一句话：“倾否，先否后喜。”否的意思就是封闭、闭塞，所谓倾否，就是说自我改变封闭的状态，变成开放的状态。倾否，而非否倾。否就是封闭了，封闭到最后就是自己窒息了，封闭到最后就是死亡。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自我颠覆，最后的结果是先否后喜：一开始是封闭的局面、闭塞的局面，但是经过很艰苦的工作，最后达到了欣喜的局面，达到了成功的局面。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企业在互联网时代都能先否后喜，都能自我颠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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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第五章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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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实，回归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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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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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面对现实，回归常识”，主要是我对宏观经济的一些判断和感觉，以及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应该如何去应对。既然叫作“面对现实”，现实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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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未来五年低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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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们现在每天都要思考自己企业的经营问题，现实是比较严峻的，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这个新常态，各方面有不同的理解，我个人看法是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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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速增长也就是增长速度比过去要明显低下来，而这个增长速度的放慢既是周期性的，更是结构性的。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结构性的放慢。结构性调整的困难决定了我们经济的新常态将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这时间持续多久？财政部部长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讲，中国经济面临困难的形势可能要持续5年的时间。对于财政部部长的估计，我本人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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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已无力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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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情况下，新常态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是大家关心的焦点。我观察，在新常态的情况下，政府不愿意也无力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我这样的观察是否准确，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但是我认为，不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在当前的形势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原因后文会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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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实就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慢，而且放慢主要是结构性的。结构性调整的困难决定了新常态的长期性。政府不会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和过去不同的形势，这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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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的层面上，我们观察到的是，过剩产能普遍存在，各个行业为过剩产能而苦恼，在过剩产能的压力下，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不断降低价格，试图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而降低价格在宏观层面上显示的是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30多个月的负增长，在传统实体经济中，投资机会缺乏。所以，现在我们缺的不是钱，缺的是能够盈利的投资机会，这是另外一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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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企业层面，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但是人工成本、资本价格、资金成本呈现出来的刚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而降低。一方面经济疲软，另一方面成本出现刚性，换句话说就是企业的利润率受到了挤压。一些企业过去靠低成本扩张非常成功，而这种传统的经营模式不再适应市场，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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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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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起来看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发生了本质的转变。这个转变具体是什么？1978年以来，我们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依靠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效率的提高，具体体现在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比计划经济更加有效，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从国有部门向效率更高的民营部门转移。即资源配置在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下，朝着更有效率的部门和行业转移，这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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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激励机制的改变，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一大群企业家在改革的大潮中出现，这些企业家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千方百计寻找市场急需的产品，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有着强烈的提高效率驱动，远远超过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因为国有企业受到体制的限制，对效率的提高是不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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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们谈“中国模式”的时候，我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其实我们有两个“中国模式”，从1978年到1990年年末是一个“中国模式”，从1990年年末到现在是另外一个“中国模式”，我们经常把这两个“中国模式”混淆了，现在有必要区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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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年末到现在是什么模式？主要是依靠政府分配资源，刺激短期的需求拉动GDP的增长。现在中国模式主要是依靠借贷来实现的，政府发钱、支配资源、拉动经济的增长。政府的资源从哪里来？来自税收，来自国有银行扩张信用，政府的资源来自中央发行货币，主要是依靠这样一套方法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启动了4万亿刺激计划，更是第二阶段中国模式的典型代表。靠政府花钱，靠银行发放贷款，靠银行印钞票来拉动经济增长，跟前一个中国模式有本质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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