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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已无力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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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情况下，新常态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是大家关心的焦点。我观察，在新常态的情况下，政府不愿意也无力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我这样的观察是否准确，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但是我认为，不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在当前的形势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原因后文会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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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实就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慢，而且放慢主要是结构性的。结构性调整的困难决定了新常态的长期性。政府不会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和过去不同的形势，这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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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的层面上，我们观察到的是，过剩产能普遍存在，各个行业为过剩产能而苦恼，在过剩产能的压力下，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不断降低价格，试图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而降低价格在宏观层面上显示的是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30多个月的负增长，在传统实体经济中，投资机会缺乏。所以，现在我们缺的不是钱，缺的是能够盈利的投资机会，这是另外一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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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企业层面，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但是人工成本、资本价格、资金成本呈现出来的刚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而降低。一方面经济疲软，另一方面成本出现刚性，换句话说就是企业的利润率受到了挤压。一些企业过去靠低成本扩张非常成功，而这种传统的经营模式不再适应市场，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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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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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起来看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发生了本质的转变。这个转变具体是什么？1978年以来，我们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依靠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效率的提高，具体体现在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比计划经济更加有效，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从国有部门向效率更高的民营部门转移。即资源配置在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下，朝着更有效率的部门和行业转移，这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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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激励机制的改变，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一大群企业家在改革的大潮中出现，这些企业家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千方百计寻找市场急需的产品，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有着强烈的提高效率驱动，远远超过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因为国有企业受到体制的限制，对效率的提高是不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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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们谈“中国模式”的时候，我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其实我们有两个“中国模式”，从1978年到1990年年末是一个“中国模式”，从1990年年末到现在是另外一个“中国模式”，我们经常把这两个“中国模式”混淆了，现在有必要区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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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年末到现在是什么模式？主要是依靠政府分配资源，刺激短期的需求拉动GDP的增长。现在中国模式主要是依靠借贷来实现的，政府发钱、支配资源、拉动经济的增长。政府的资源从哪里来？来自税收，来自国有银行扩张信用，政府的资源来自中央发行货币，主要是依靠这样一套方法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启动了4万亿刺激计划，更是第二阶段中国模式的典型代表。靠政府花钱，靠银行发放贷款，靠银行印钞票来拉动经济增长，跟前一个中国模式有本质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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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靠政府拉动短期需求维持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第一个“中国模式”和第二个“中国模式”的区别在于可持续性，如果依靠企业家的创造力、创新力提高效率，这个增长是可持续的。而依靠政府拉动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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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原因，第一，政府的资源再多也是有限的，而企业家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这是第一个“中国模式”和第二个“中国模式”的区别。第二，在经济学上叫作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政府不断发钱，央行不断印钞票，虽然可以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促进的作用越来越弱，就是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益递减。政策作用同样存在着边际效益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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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们曾有过4万亿刺激政策，2012年我们实际上执行的是“4万亿2.0”政策，“4万亿2.0”政策的效果就比“4万亿1.0”政策效果要差。本届政府也试着采用一些刺激性政策，结果发现效果不理想，所以，现在就停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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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效用递减和我们吃东西、用药是一样的，一种药用多了，药力会不断衰减，我们叫作投资的效益递减或者政府政策的作用递减。因此，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短期可以见效，但是长期无法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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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亿刺激计划带来的隐患和经济景气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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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们执行了4万亿刺激计划，结果一方面使得本来就已经产能过剩的各行各业又在执行过程中大幅增加了更多的产能。这是造成我们面临困难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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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4万亿主要靠债务融资，结果形成了今天政府债务、银行坏账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个很大隐患，这个隐患不清除，我们无法进入下一轮的增长。我认为，新一轮经济景气短期内不会到来，大家要做好长期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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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经济景气的前提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是清理过去积留下来的债务，中央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了。2015年“两会”时，财政部宣布推出1万亿的长期债务置换计划，用长期债务置换地方政府已经到期的短期债务，说白了就是解决企业贷款展期的问题。2015年年初提出1万亿，年中加到2万亿，现在加到3万亿，这说明地方经济的债务问题比当初估计的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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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隐患，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不清理就会转换为银行的坏账，银行的坏账正在上升，如果地方债务问题不解决，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下挫，银行坏账会快速上升。所以，要想实现经济新一轮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把过去单纯依靠政府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所遗留下的问题清理掉，不清理掉就会变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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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前提是必须从政府拉动需求增长的模式回到1978年到1990年那种通过改革释放市场能量的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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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前提没有达到之前，我们还是新常态，还要在新常态下思考企业的经营。由于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出台得不多，因此新常态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怎么办？市场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企业必须求变，这就提出了企业转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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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国家经济要转型——经济增长模式从单纯依靠政府短期政策措施转向基于市场，释放市场力量，发挥企业家的创造和创新精神，提高效率，走可持续增长的道路。企业也需要转型——首先要转变观念，转型的最大障碍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是传统观念，是习惯性思维。这是最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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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转变观念：不以小为卑贱，不以小为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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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一个企业家去以色列、德国、美国访问学习，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一要学人家的理念、人家的心态，其次才学商业模式，学技术、学产品。以色列的企业家创造能力如此之强，并不是犹太人比中国人聪明，其实中国人的智商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中国人非常聪明，但有时候太聪明了，聪明过了就经常做蠢事。以色列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文化、宗教、社会、历史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德国缺少创新企业家，但有非常优秀的工业家，他们可以把汽车、设备、化工产品做到世界第一，但是他们缺乏以色列和美国硅谷那样的创新企业家，这也是和文化、历史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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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去看、去学，但要想照抄他们的商业模式极为困难。你让美国人生产奔驰、宝马，他们也生产不出来，你让德国人生产特斯拉（美国生产的纯电动汽车），德国人也不行。所以，第一是要学人家的心态，学人家的理念。德国那么多的优秀中小企业手里都有独特的技术，在上百年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就那么一个小铺子、小作坊，专心致志走下去，在一项技术上做到世界领先。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态，有没有这样的定力，有没有这样的钻研精神？这是我在德国考察中小企业体会最深的。就是这种不以小为卑贱，不以小为低下的精神，这是一种内心的追求，他们认为把这件小事做好是非常有价值的，会为自己的小作坊感到骄傲，这样的精神是中国企业家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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