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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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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起来看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发生了本质的转变。这个转变具体是什么？1978年以来，我们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依靠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效率的提高，具体体现在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比计划经济更加有效，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从国有部门向效率更高的民营部门转移。即资源配置在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下，朝着更有效率的部门和行业转移，这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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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激励机制的改变，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一大群企业家在改革的大潮中出现，这些企业家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千方百计寻找市场急需的产品，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有着强烈的提高效率驱动，远远超过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因为国有企业受到体制的限制，对效率的提高是不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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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们谈“中国模式”的时候，我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其实我们有两个“中国模式”，从1978年到1990年年末是一个“中国模式”，从1990年年末到现在是另外一个“中国模式”，我们经常把这两个“中国模式”混淆了，现在有必要区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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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年末到现在是什么模式？主要是依靠政府分配资源，刺激短期的需求拉动GDP的增长。现在中国模式主要是依靠借贷来实现的，政府发钱、支配资源、拉动经济的增长。政府的资源从哪里来？来自税收，来自国有银行扩张信用，政府的资源来自中央发行货币，主要是依靠这样一套方法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启动了4万亿刺激计划，更是第二阶段中国模式的典型代表。靠政府花钱，靠银行发放贷款，靠银行印钞票来拉动经济增长，跟前一个中国模式有本质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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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靠政府拉动短期需求维持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第一个“中国模式”和第二个“中国模式”的区别在于可持续性，如果依靠企业家的创造力、创新力提高效率，这个增长是可持续的。而依靠政府拉动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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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原因，第一，政府的资源再多也是有限的，而企业家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这是第一个“中国模式”和第二个“中国模式”的区别。第二，在经济学上叫作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政府不断发钱，央行不断印钞票，虽然可以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促进的作用越来越弱，就是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益递减。政策作用同样存在着边际效益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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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们曾有过4万亿刺激政策，2012年我们实际上执行的是“4万亿2.0”政策，“4万亿2.0”政策的效果就比“4万亿1.0”政策效果要差。本届政府也试着采用一些刺激性政策，结果发现效果不理想，所以，现在就停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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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效用递减和我们吃东西、用药是一样的，一种药用多了，药力会不断衰减，我们叫作投资的效益递减或者政府政策的作用递减。因此，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短期可以见效，但是长期无法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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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亿刺激计划带来的隐患和经济景气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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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们执行了4万亿刺激计划，结果一方面使得本来就已经产能过剩的各行各业又在执行过程中大幅增加了更多的产能。这是造成我们面临困难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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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4万亿主要靠债务融资，结果形成了今天政府债务、银行坏账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个很大隐患，这个隐患不清除，我们无法进入下一轮的增长。我认为，新一轮经济景气短期内不会到来，大家要做好长期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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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经济景气的前提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是清理过去积留下来的债务，中央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了。2015年“两会”时，财政部宣布推出1万亿的长期债务置换计划，用长期债务置换地方政府已经到期的短期债务，说白了就是解决企业贷款展期的问题。2015年年初提出1万亿，年中加到2万亿，现在加到3万亿，这说明地方经济的债务问题比当初估计的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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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隐患，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不清理就会转换为银行的坏账，银行的坏账正在上升，如果地方债务问题不解决，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下挫，银行坏账会快速上升。所以，要想实现经济新一轮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把过去单纯依靠政府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所遗留下的问题清理掉，不清理掉就会变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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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前提是必须从政府拉动需求增长的模式回到1978年到1990年那种通过改革释放市场能量的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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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前提没有达到之前，我们还是新常态，还要在新常态下思考企业的经营。由于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出台得不多，因此新常态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怎么办？市场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企业必须求变，这就提出了企业转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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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国家经济要转型——经济增长模式从单纯依靠政府短期政策措施转向基于市场，释放市场力量，发挥企业家的创造和创新精神，提高效率，走可持续增长的道路。企业也需要转型——首先要转变观念，转型的最大障碍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是传统观念，是习惯性思维。这是最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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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转变观念：不以小为卑贱，不以小为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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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一个企业家去以色列、德国、美国访问学习，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一要学人家的理念、人家的心态，其次才学商业模式，学技术、学产品。以色列的企业家创造能力如此之强，并不是犹太人比中国人聪明，其实中国人的智商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中国人非常聪明，但有时候太聪明了，聪明过了就经常做蠢事。以色列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文化、宗教、社会、历史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德国缺少创新企业家，但有非常优秀的工业家，他们可以把汽车、设备、化工产品做到世界第一，但是他们缺乏以色列和美国硅谷那样的创新企业家，这也是和文化、历史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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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去看、去学，但要想照抄他们的商业模式极为困难。你让美国人生产奔驰、宝马，他们也生产不出来，你让德国人生产特斯拉（美国生产的纯电动汽车），德国人也不行。所以，第一是要学人家的心态，学人家的理念。德国那么多的优秀中小企业手里都有独特的技术，在上百年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就那么一个小铺子、小作坊，专心致志走下去，在一项技术上做到世界领先。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态，有没有这样的定力，有没有这样的钻研精神？这是我在德国考察中小企业体会最深的。就是这种不以小为卑贱，不以小为低下的精神，这是一种内心的追求，他们认为把这件小事做好是非常有价值的，会为自己的小作坊感到骄傲，这样的精神是中国企业家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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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企业家一说就是做大做强，把大放在强的前面，实际上强是一个陪衬，都想着大，没有人专心致志做强。现在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只要你找准风口，猪也能飞。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有一个学生问我：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我觉得做企业不是找风口。宏观经济形势好，有好企业；宏观经济形势差，也有好企业。企业的经营不是跟着政策的大风扬帆起航，企业本来的任务就是无论刮风下雨都可以航行。企业转型之难第一难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即机会主义，企业转型之难第二难在我们传统商业模式的惯性，30多年高速发展，从短缺经济逐步过渡到过剩经济，在短缺时代什么都是现成的，在经济开始起飞时各项成本都很低，所以我们过去的商业模式非常成功，是低成本的扩张。那么企业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整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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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问我的学生：你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在课堂上一半的人跟我说是资源整合。资源整合是什么意思？在过去十几年，资源整合第一是政府资源，第二是银行资源。你所谓的资源整合不就是能从政府那拿到资源，从银行那拿到贷款吗？所谓的资源整合能力不就是拉关系的能力吗？这不叫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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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商业模式当中，要有良好的政府关系、敏锐的市场嗅觉等，但新常态下企业的关键能力在于创新能力。我们陷在传统的商业模式中不能自拔，总是习惯性地去寻找风口，认为过去的成功可以保证未来的顺利发展。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市场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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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转型之难第三难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有一种从众的习惯，别人做什么自己也做什么。长于模仿，短于创新。这是中国企业家的局限性，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我们的文化传统不鼓励独立思考，希望人们遵循集体规则，不管是显现的规则还是潜规则。我们的企业家带有这样的烙印，干什么都是一窝蜂而上。改革开放初期，在东南沿海一带你可以看到皮鞋之乡、服装之乡、打火机之乡，几个镇、几个县甚至只生产一类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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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以色列去考察，以色列人跟我讲了个故事：一个犹太人开了一个加油站，生意很好，因为位置很好，来来往往的车辆都停在这里加油。另外一个人去了，他在加油站边上开了一个便利店。而如果换成中国人，一看加油站生意很火，可能会在街对面开另一个加油站，这就是中国人和犹太人的区别，我们经常是进行同行竞争而不是错位竞争。这就是不同文化背景企业家之间的差别。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能观察到从众现象，直到执行4万亿计划的时候，仍然是这样，人人都投身风电、太阳能产业。国际上有句话是正确的：中国人生产什么，什么价格就跌；中国人买什么，什么价格就涨。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一生产不是几家企业生产，而是一窝蜂地生产，最终让那个产业产能过剩，大家都没什么钱好赚，当然这和政府政策也有很大关系。而最主要的就是企业家的仇恨心理，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缺乏创新，这是中国企业家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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