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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你的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别人只能从你这儿买，你就获得了定价能力。一旦获得定价能力，就不怕成本提高，成本提高可以传递到终端用户那去。即使终端用户不高兴也没办法，因为他在市场上找不到比你更好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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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核心竞争力的目的就是获得定价能力。在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可以把一部分成本的上升转移到终端用户，定价能力可以保护毛利率，可以让企业在竞争的环境中活下来，寻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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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的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企业要思考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如何围绕核心竞争力来构建商业模式，在市场上取得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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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不是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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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互联网，我是外行，但最近看了些案例，拜访了些企业，做了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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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互联网，我是一向倾向于“泼冷水”的，这可能跟性格有关，老扫人家兴。并不是不看重互联网，我认为互联网是非常有效的工具，但仅此而已，不要提高到思维的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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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只是人类过去200年间，自工业革命以来诸多技术创新中的一项，不是最后一项，也不是终极的技术创新，将来还会有比互联网更厉害的技术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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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利用互联网降低成本，开发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也就是如何利用互联网来创造价值才是最重要的。互联网只是企业转型的工具，不是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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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刚开始对互联网的漠视，转变为对互联网的盲目崇拜，好像不上网就死，上网就活。互联网思维产生的种种提法，大多数不是互联网特有的，是早就被人们总结出来的。有些提法甚至是错误的，比如单品海量。这不是互联网出现之后才有的新概念，单品海量实际上就是规模经济效应，是我们早就知道的了。除了单品海量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商业模式同样可以成功，那就是多品微量，多品微量照样可以利用互联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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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把互联网带来的一切变化绝对化了，神圣化了。其他很多提法，“客户体验第一”“找到痛点”“快”等，这都是商业常识，跟互联网没什么关系。现在常说产品做到极致、客户体验极致，“极致”就是个错误的提法，在商业经济中，我们不提极致，只提效益和成本的平衡更合适。任何产品品质和客户体验的提高都是有成本的，把品质做到极致，也就意味着成本上升到极致，这是损害客户利益的。因此，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应该是做到极致，而应该是做到效益和成本的平衡，这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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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提法是商业常识，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在互联网出现之后，这些原理的表现形式更加鲜明和突出，但是互联网没有改变经济学原理，没有改变商业的本质，只是提高了商业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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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讲的互联网金融，从本质上来说还是金融，互联网只不过使我们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下降，互联网只不过让我们更好地控制信用风险，但是互联网并没有改变信息不对称，这是金融业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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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经济不能靠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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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金融中，互联网是定语，主语是金融。本质是金融，不是互联网。电商的本质是商，不是电，电商的本质是零售业，不是互联网。搞企业、经济的发展是不能靠群众运动的。凡是市场上流行起来的群众运动式的口号，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经过自己的思考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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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行业的商业本质没有因互联网而改变，必须遵循传统行业的商业原则和规矩，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考虑互联网的应用，而不是有了互联网就把商业和金融的本质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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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后的结论是每个企业自己思考，自己做出判断，而判断分析就是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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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强调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成功的秘诀，也没有必胜的法则。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你是老鼠就把老鼠的道做精，不要左顾右盼，看猫吃得多好；你是猫，就把猫道做好，世界上最悲惨的事儿是猫做了鼠道，鼠做了猫道。自己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自己要有定力，自己要有内心的世界，做企业不是为了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不是比同班同学赚钱多，比过去的同事住的房子更大，不是比邻居更加富裕显赫，做企业是为了自己内心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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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内心的追求，才能支撑我们进行独立思考，才能支持我们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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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公司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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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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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是这样总结“公司”制度的意义的，他说：“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近代人类历史中一项最重要的发明；如果没有它，连蒸汽机、电力技术发明的重要性也得大打折扣。”其实，比他还早的中国晚清改良主义思想家薛福成就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这样评论公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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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诸国，开物成务，往往有萃千万人之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则合通国之力以为之。于是有鸠集公司之一法。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由是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其端始于工商，其究可赞造化。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西洋诸国，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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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在于他们有汇集大量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分散创业风险的方式，也即公司。薛福成不仅对公司的力量进行了形象而准确的描述，而且将公司的作用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曾说道：“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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