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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你的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别人只能从你这儿买,你就获得了定价能力。一旦获得定价能力,就不怕成本提高,成本提高可以传递到终端用户那去。即使终端用户不高兴也没办法,因为他在市场上找不到比你更好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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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核心竞争力的目的就是获得定价能力。在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可以把一部分成本的上升转移到终端用户,定价能力可以保护毛利率,可以让企业在竞争的环境中活下来,寻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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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的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企业要思考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如何围绕核心竞争力来构建商业模式,在市场上取得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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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不是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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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互联网,我是外行,但最近看了些案例,拜访了些企业,做了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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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互联网,我是一向倾向于“泼冷水”的,这可能跟性格有关,老扫人家兴。并不是不看重互联网,我认为互联网是非常有效的工具,但仅此而已,不要提高到思维的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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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只是人类过去200年间,自工业革命以来诸多技术创新中的一项,不是最后一项,也不是终极的技术创新,将来还会有比互联网更厉害的技术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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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利用互联网降低成本,开发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也就是如何利用互联网来创造价值才是最重要的。互联网只是企业转型的工具,不是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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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刚开始对互联网的漠视,转变为对互联网的盲目崇拜,好像不上网就死,上网就活。互联网思维产生的种种提法,大多数不是互联网特有的,是早就被人们总结出来的。有些提法甚至是错误的,比如单品海量。这不是互联网出现之后才有的新概念,单品海量实际上就是规模经济效应,是我们早就知道的了。除了单品海量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商业模式同样可以成功,那就是多品微量,多品微量照样可以利用互联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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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把互联网带来的一切变化绝对化了,神圣化了。其他很多提法,“客户体验第一”“找到痛点”“快”等,这都是商业常识,跟互联网没什么关系。现在常说产品做到极致、客户体验极致,“极致”就是个错误的提法,在商业经济中,我们不提极致,只提效益和成本的平衡更合适。任何产品品质和客户体验的提高都是有成本的,把品质做到极致,也就意味着成本上升到极致,这是损害客户利益的。因此,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应该是做到极致,而应该是做到效益和成本的平衡,这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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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提法是商业常识,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在互联网出现之后,这些原理的表现形式更加鲜明和突出,但是互联网没有改变经济学原理,没有改变商业的本质,只是提高了商业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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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讲的互联网金融,从本质上来说还是金融,互联网只不过使我们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下降,互联网只不过让我们更好地控制信用风险,但是互联网并没有改变信息不对称,这是金融业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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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经济不能靠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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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金融中,互联网是定语,主语是金融。本质是金融,不是互联网。电商的本质是商,不是电,电商的本质是零售业,不是互联网。搞企业、经济的发展是不能靠群众运动的。凡是市场上流行起来的群众运动式的口号,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经过自己的思考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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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行业的商业本质没有因互联网而改变,必须遵循传统行业的商业原则和规矩,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考虑互联网的应用,而不是有了互联网就把商业和金融的本质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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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后的结论是每个企业自己思考,自己做出判断,而判断分析就是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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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强调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成功的秘诀,也没有必胜的法则。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你是老鼠就把老鼠的道做精,不要左顾右盼,看猫吃得多好;你是猫,就把猫道做好,世界上最悲惨的事儿是猫做了鼠道,鼠做了猫道。自己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自己要有定力,自己要有内心的世界,做企业不是为了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不是比同班同学赚钱多,比过去的同事住的房子更大,不是比邻居更加富裕显赫,做企业是为了自己内心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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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内心的追求,才能支撑我们进行独立思考,才能支持我们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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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公司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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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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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是这样总结“公司”制度的意义的,他说:“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近代人类历史中一项最重要的发明;如果没有它,连蒸汽机、电力技术发明的重要性也得大打折扣。”其实,比他还早的中国晚清改良主义思想家薛福成就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这样评论公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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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诸国,开物成务,往往有萃千万人之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则合通国之力以为之。于是有鸠集公司之一法。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由是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其端始于工商,其究可赞造化。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西洋诸国,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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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在于他们有汇集大量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分散创业风险的方式,也即公司。薛福成不仅对公司的力量进行了形象而准确的描述,而且将公司的作用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曾说道:“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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