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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上有一个比较简单（也许粗暴）的建议——凡是在农村中小学教书的老师，在薪酬上应该比城市老师高20%~30%。我们现在要求农村老师以奉献精神来扎根农村，我认为这可以要求，但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个人一直主张中国农村老师的待遇一定要超过城市老师的待遇。我们都上过学，都知道一个道理：优秀的老师在什么地方，优秀的学生就出在什么地方。通过提高待遇，我相信农村老师的质量就会有比较好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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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倾斜上，随着现代互联网的发展，国家在信息化学校、信息化系统上做了很多努力。过去的硬件铺设、宽带进入等已经做得非常到位，所以下一步的工作实际是如何利用互联网让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走向农村。比如，让城市的很多优秀老师到农村去讲课是不现实的，而且即使去也只能针对一个班，但如果通过现代化的移动互联，我相信教育资源是可以倾斜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2014年我们通过互联网系统为某一个农业大县的1 500个高中生做了大概40个小时左右的授课，尝试的结果表明，现代技术可以给教育均衡或者教育公平带来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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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市的教育公平问题，要按照区域划分来配置中小学老师的教育资源，甚至可以每过两到三年，让优秀教师资源在不同学校之间流动，达成部分的教育公平。我个人对中国教育公平的未来非常看好，因为国家非常重视，民间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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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拼命鼓励学生休学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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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的报告中连续两次反复强调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且光是“创业”“创新”这些词，就大概提了二三十次。毫无疑问，在整个大环境中，创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推动力，这可以追溯到个体户时代。现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实际也是由创业引起的，只是过去创业和现代创业的定义有点儿不一样，现代的创业要和高科技联系起来，要和创新联系起来，而这也确实是中国的一个重大转型。为什么？因为原来的创业都是为了就业、为了生存，而中国现代的状态是，如果我们再不从低档的制造业转向真正有创新意义的高品质产业的话，中国未来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把创新这个词和创业联系起来，我觉得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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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比如现在国家允许大学生休学进行创业，这就是中国的一个进步。因为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如此，如果学生在大学期间有创业的想法，是允许提出休学的，甚至可以没有理由地休学，出去旅行、修炼，比如乔布斯就是休学跑到印度修炼，结果把事情想通了，回来后创办了苹果公司。给学生更多的空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我一直认为我们不宜拼命鼓励学生休学去创业，因为创业是有了想法确实要去做、不去做就会错过时机的一件事情，而并不是在没有好想法的情况下就贸然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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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创新应该从教育做起，因为创新的前提是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是一个人想象力的发展、创造力的提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万众创新，应该是在小学到中学阶段，就对教育中的某些特质进行改变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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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小学教育课程中应该多加入一些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和创新力的课程，同时应该非常深刻地改变原有的思维逻辑，比如老师要求学生每一道题都有一个标准答案。而所谓的创新，是为同样一个问题寻找不同答案，并且通过不同途径走向同一个正确地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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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觉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向是对的，但在未来10年、20年、30年后，中国要在创业和创新方面走到世界前列，这个问题应该从教育上来解决。一是要鼓励民间力量尽可能加入到创业的队伍中，二是在教育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创业创新的课程体系以及思想体系的植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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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第六章 中国制造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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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中国制造能力的巨大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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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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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由两个引擎驱动，一个是出口，另外一个是投资。其实，这两个引擎共享一个基础，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制造业支撑着出口，也支撑着投资。因为所谓的投资，就是用储蓄购买大量制造业的产品——钢铁、水泥、设备等——然后安装到地上或地下，成为基础设施。这样看，认真观察中国的制造业，可以对中国经济有个基本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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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制造业面临不少新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制造”的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升得很急。2002年，美国人有一项调查，结论是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为64美分，仅相当于美国工人平均小时工资（21.64美元）的3%。自那以后，中国的人工成本开始加快提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小时工资大约等于发达经济平均水平的10％。其中，城市薪资上升更快，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0年中国城市雇员的平均年薪是5 500美元，比上年增长13%，比5年前增长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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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政策方面也发生着变化。近年中国政府的政策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也就是考虑更多的人，特别是广大劳工分享经济增长之果。2008年，中国修订了劳动法；2008—2011年中国法定最低工资的水平加快提速，2011年各地的增长幅度平均在20%以上；“十二五”规划要求，大幅度增加劳动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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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政策一起发力，推动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更快增长。整体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成本方面的差距，大体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00倍，收缩为目前的10倍；再进一步收缩为5倍，甚至3倍，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比所有专家估计的还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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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起了喜忧参半的关注。一方面，经济增长就是以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来定义的。因此，中国人工成本的加快提高，本来就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关心：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会不会因此加快消失？全球制造业的布局和投资重点，会不会发生重大调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会不会动力减弱？“失速”的中国经济，又会不会拖累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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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谈自己的看法。首先，迄今为止中国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基本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方面有不少研究和计算，有一项报告说，2000—201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10%，是美国的2%的5倍。要注意，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当然大大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但这里讲的是生产率的变动率。好比速跑比赛，跑在最前面的速度最快，但再加速就难了，而后来者可以更快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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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对2008年以后引人注目的“工资通胀”，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成因也是汇率机制还不够灵活，结果中国虽然大体维系了名义汇率的稳定或缓步升值，却经由通胀的抬头实现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在背后，真正的经济推手其实是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相对较快的进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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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判断正确，那么基本反映生产率变动的工资较快增长，对制造业的成本结构与利润边际，就不会也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损害。这可以由近年中国公司普遍的利润状况得到证明。看未来，由于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还有极大的潜力，更由于中国人的学习曲线还有较快上升的空间，所以我们不可低估中国制造业还可能具有的长期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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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现在大家普遍关注的人口转型，也难以改变上述结论。包括老龄化在内的中国人口类型的转变，当然有长期的重要影响，但是，至少这并没有构成对制造业竞争优势的现实威胁。观察过中国农业的人都不难明白，我们超小的农业经营规模中还“储蓄”着巨大的劳动力，伴随着城市化和农地流转的进程，只要有关政策正确，这部分人力资源的潜力还将继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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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增长真正的限制因素是市场需求。在当前，最现实的就是全球复苏的步子缓慢。从2008年危机冲击中国以来，我们已经观察到，每当发达经济复苏的步子略略加快，中国沿海工业的订单就上升，招工难的问题就突出，制造业的增长就强劲。问题是，这些接单工业产生的经济能量，包括由此带动的进口，看来还不足以拉动欧美、日本的全面复苏。这并不奇怪，现在要指望总量7万多亿美元的中国经济，就能够把欧盟（16万亿美元）、美国（15万亿美元）和日本（约6万亿美元）都拉起来，实在不现实。加上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呢？力量大很多，对全球增长的边际贡献更大，但还是像小马拉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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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我认为还是兵分两路：发达经济好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中国、印度则尽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对中国经济而言，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把一部分中国制造出口的能力，转过来为国内的消费市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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